“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最大的谎言

作者﹕周湘灵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

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在中共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渐成为一个俗成约定的历史名词。近几年偶而因海外媒体揭露，中国人虽然知道在这三年当中确有几千万人饿死，个别老人也还记得当时吃人肉的残酷情形，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这一看法：特大经济困难纯粹是因为自然灾害。

但事实是：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如此惨祸，纯粹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欲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1958年推出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经济政治运动，将中国折腾得民穷财尽，罔顾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因而导致中国饿死那麽多人。

那么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谎言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特大谎言的逐步完善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地这一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开脱。经过几个月吹风，中共宣传机构将此谎言逐步定格为“三年自然灾害”，将一场人祸硬给解释成“天灾”。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毛泽东与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要毛泽东还继续担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无人敢提出与官方不同的说法。彭德怀只是就这件事谈了点真实情况，毛泽东就将他整得在余生中只有“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途，哪里还有人敢再捋虎须？
毛泽东自知国难深重，将抓经济工作的担子撂给了刘少奇。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干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央做报告时，总结过去几年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嫁祸于天，因为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而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得罪了毛泽东，身为罪魁祸首的毛泽东从此开始谋划倒刘，尽管刘少奇曾经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奉上神坛的始作俑者。

1978年部分清算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中共如此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一说法虽然开始涉及政策错误，但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依旧是嫁祸之辞。因为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苏联之所以毁约，是因为对毛泽东一心一意图谋成为共产主义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惕。1957年秋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原因是毛以为通过“大跃进”可以使中国拥有强大国力。必须提醒注意的是：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当时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国至少可以少饿死上千万人。

1959－1961年中国到底发生过特大自然灾害没有？

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相当严厉的控制，很少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敢于触及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当中，中国到底在哪些地方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至于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特大灾祸？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相对宽松时期，一些经历过那段困难时期的学者运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进行研究，澄清了这一历史真相。

分析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中共建政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害每年平均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会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具体分析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学者们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此外还在一些地区出现局部性旱灾。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据此，学者们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中国大规模饿死人，实在另有原因。不过，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学者们不敢直接指出：三年经济困难真正的原因是政府施政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1959－1961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这三年当中并未发生全国性特大灾害，但中国却出现粮食大减产与全国性粮荒，最后导致数千万人（主要为农民）饿死的惨剧。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爬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约为6,000万亩。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一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励虚伪与无耻。且看灾荒期间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做了些什麽事情。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荒唐之处就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而毛泽东历来好大喜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言入罪，政府中已经少有正直之士，尽是阿谀奉承之徒。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已经进入饥馑状态，而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少数几个直言者放胆说了一点社会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谁还敢再去摸毛的逆鳞？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圆毛泽东与苏联争霸之梦。
在中共革命时期，苏联曾从物力、人力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极大支援，与此同时自然也迫使中共服从史达林的号令。史达林与毛泽东均为一代枭雄，性格都极为强悍。但毛在未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虽对史达林的霸道作风心有不甘，但因有求于他，只得被迫听命。一旦中共政权稳定后，苏共与中共之间就日行日远。史达林去世后，毛泽东认为争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时机已到，最终与苏联翻脸相向，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之境。

毛泽东的霸主梦需要实力支撑，而中国的国力实有不逮，但毛的办法很简单，压缩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一切为实现霸主梦让道。发动大跃进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非常手段在经济上赶超苏联，从而增强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但大跃进失败，赫鲁晓夫嘲笑中共政府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毛觉得自己面子丢尽，更是要竭尽全力一争雄霸。

首先，毛为首的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想集中国力造原子弹、导弹，以便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毛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近5亿元。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才节省出来的，但这些深受中共恩泽的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越南后来与中国之间闹到开战的地步，不能不说是毛的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

中共政府的统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这场由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意孤行制造的亘古罕见之灾难，完全是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手制造的巨大国家罪错，但中共政府从来未对此表示任何忏悔，甚至一直刻意掩盖真相。从这点来说，中共政府的统治甚至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以晚近的清朝为例，朝廷规定，每有灾情，地方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3个月革职查办；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以工代赈等。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舒解民意。但自视比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历史名君还要伟大贤明的毛泽东，却狂妄地干脆废除救灾制度，灾情发生后一意封堵民冤民意，下级官员为投其所好，也不再呈报任何灾情，既无灾情调查，更遑论救灾措施，结果导致了一场亘古未见的灾难。

对这场灾难，毛泽东从来没有下过“罪己诏”，中共政府同样讳莫如深。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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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海、周源，《灾荒和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漫画：Edmund Valtman
1961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灾害性天气，中共经历了严重的农业饥荒。政府被迫改变它的政策，放宽中央集中化控制农业公社，甚至给予农民根据自己具体情况种田的权利。Valtman表明，只有少部分土地，许多中国人得到的是自己的坟地。Valtman的这幅作品在1962年赢得了普利策奖。（大麦译文）

手铐奥运

既然纳粹德国在1936年能成功举办第十一届柏林奥运，前苏联在1980年能成功举办第二十二届莫斯科奥运，那么中共国能举办2008北京奥运也就不足为奇。

无题

中国生产的玩具十分安全！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政府法令：每一个公社成员有权享有一个私人地段

棺材上写：在红色中国被饿死的人   3月9, 1961 

“伙计，你的需求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像我一样！”

（被铁链圈住的是古巴   赶车的是巴西） 8月31, 1961

新的宗教          10月13, 1966

谁来晚宴---是这个男人

（桌布上写 爱沙尼亚粮食生产）1979

"我们希望奥运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体育盛事-不是一个为西方新闻媒体报道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政治影响的机会 "   1980

亲历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的时代

亲历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的时代
傅国涌

在历史的各个侧面，隐伏着无数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历史的镜头，并记录下来，后人就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与官方历史总是着眼于实际政治利益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常常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即便这中间也有过滤、有遗忘、有不够准确之处。一句话，私人记录中往往传递出难能可贵的真实细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历史，历史的书写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回忆录变得十分重要。共产党夺取权力、掌握权力以来的历史，至今还笼罩着权力确立的尺度之下，权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历史的真相。真相逐渐揭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重新获得自我解放的过程。
以《党史笔记》受到知识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时代进入抗大，从延安一路走来，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在驻苏联使馆、在外交部，他曾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目睹并身历了权力舞台的风云变幻和上层政治的诡谲残酷，人性在革命的旗号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命运遭遇……70年的风雨仓皇，他就是红色大门内的一双眼睛，他看到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态，回忆生平的所见所闻所历，他的自述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张闻天曾是遵义会议推出来的中共头号人物，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心地比较干净，在政权到手之后，却为毛泽东所忌，先是外放使馆，再是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欲改行而不许。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泽东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这样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现代君王之下当差，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主管外交事务，无时不诚惶诚恐。何方回忆，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都不敢做主，要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呈，毛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

1958年炮打金门，北戴河会议上明明定下了解决台湾问题“两步走”（即先收回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说）的方案，毛泽东一转眼又要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强调对美帝的‘绞索’政策。因为金马离大陆近，我们想什么时候惩罚，就可以打一阵子炮。台澎离得远，打炮够不着，‘绞索’就断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变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亲自拟电批王“胆大妄为”，指名王炳南，实批周恩来。周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检讨，说毛的批评是“暮鼓晨钟”。

周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40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事后，他才知道周在南宁会议上挨了毛的严厉批评。

更可怕的是，周恩来他们的日常规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转动，“独行其是”的毛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何方一度住在张闻天家，就是替张值夜班。

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早已在党内确立。1947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风盛行，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与毛肯定和赞扬康生在山西临县的极左做法有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众所周知，储安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见，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到共产党统治下，将是自由“有”和“无”的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1946年何方到东北工作不久，与《东北日报》记者穆青、张凛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来的，能谈到一起。他就问：“国民党的统治严格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严格？”穆青他们说：“当然是共产党统治严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还可以写文章骂他，在共产党统治下，行吗？”尽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内千千万万青年仍然真诚地毫不犹豫地跟定了共产党。即使储安平1949年也选择了留下，这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个人的悲剧？1957年的大厄运降临到储安平头上时，不知道他内心有过怎样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张闻天的“右倾”冤案之中，尽管他也站在了揭发批判张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幸免，从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说，有着自由主义追求的储安平始终是共产党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么，像何方这样从小就追随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吗？数十年后，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认为自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是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他未来的命运在踏上延安那块土地时，就已注定。他被纳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之中，机器如何运转，何时牺牲哪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有偶然性，被抛弃、被打击、被牺牲的可能却随时存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延安的抢救运动不过是后来类似反右运动的预演。覆巢之下无完卵，何方是幸运的，晚年还有机会从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农村，一下乡，他就听说了饿死人的事，还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女人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二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他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得了浮肿病才回京。因为饿，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萝卜。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一年间，他只听到一句出格的话，是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说的：“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 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何方著，邢小群录音整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2007年]

无题

『 艾尔全自动上油及调整』

“ 沃特金斯先生，我们找出发出嘶嘶声的噪音了，就是后座上你的丈母娘。”

“就朱皮特来说，不是天使就是世俗典范！”

“对不起，雷恩哈特。猫以前从未咬伤任何人。”

无题

希拉里：奥巴马赢不了...... 军人：西藏赢不了......

中国准备好了

中国-奥林匹克-珠穆朗玛峰

中共对西藏独立的庄严承诺

奥林匹克火炬及早来

红军在西窜途中经过藏区时，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为了骗取藏人的粮食和帮助，中共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宣布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并决定一九三六年改元为“波巴人民共和国元年”。中共的口号是“波巴独立”、“兴番灭蒋”......

《波巴（藏族）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

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同情波巴独立的国家、民族、团体及康、藏、青、川、甘边全体波巴父老僧俗兄弟姊妹们： 我们波巴全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甘孜盛大的开过了。到会的有德格、甘孜、道孚、炉霍、瞻化、泰宁、雅江、里塘、白玉、邓生、石渠、同普、大小金川共十六个县的代表约七百人。在树立波巴的光辉旗帜之下，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我们誓死反对汉族侵略者国民党汉官、军阀千余年来对我们波巴所施行的吞灭政策，坚决为波巴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到满清皇帝三次征番，赵尔丰剿平康、炉，陈遐龄、张团长哪个不抱大汉族交义，抱灭番政策？大小金川的血洗，三番五次的屠杀，毁我们的神教，占我们的田地，抢我们的财产，挖我们的金矿，奸污我们的妇女；捐税千种，差役万千，逼得我们波巴人民饿死、冻死与战死者何止千百万人，尤其“以夷治夷”挑拨离间，使我们波巴人民启相残杀，大白之战，○○之争，死伤损失，那一点不是我们吃亏？嗟我波巴，已经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大强盗蒋介石更是变本加厉引进英、日侵略者，不但出卖满洲，还要卖送康、藏。口说“民族平等、五族共和”，实则奴役剥削较之历代汉官还过之无不及。他不把我们波巴人民整得绝子绝孙，他是不甘心的！唉！波巴人民本具有广大土地、人口，有长久宗教文化，有许多新旧武器，有丰富的财富资材，为什么甘为外族侵略者及蒋介石汉官的奴隶牛马，而不能团结一心自求生存呢？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受忍就是灭亡！大会认为：要想永远解除这些痛苦，只有全体波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独立，只有永远脱离蒋介石汉官、军阀及一切侵略者的统治而自由而独立。我们的旗帜是“波巴独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

大会号召全体波巴人民——从城市一直到最偏僻地方的每个波巴人民，从种地的寨子一直到牧畜为生的牛厂中的每个波巴百姓，一致奋斗，为解除过去的一切痛苦，为波巴的真正独立自由共同奋斗。更要消除过去一切由于汉官、军阀外族侵略者挑拨所结的私仇，不分教别、派别，不分区域族别，不分僧俗贵贱，大家团结像一个人一样，一条心的去干这番为我们全体波巴人民永远过好日子的大事。为着真正一意的团结，为着巩固波巴独立的力量，我们必须认识汉官、军阀、蒋介石及外族侵略者的一切挑拨离间、利诱威迫，都是要把我们波巴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使我们永远不能独立。我们不能再听汉官、军阀的话。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甘心替汉官、军阀、蒋介石及外国侵略者作走狗出卖波巴人民利益的奸臣贼子，和表面赞成独立暗地勾结仇敌的分子。 大会选举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西历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正式成立。公举多德（德格）为主席，达结（甘孜）、孔撤（甘孜）为副主席来主持波巴独立和建立国家的大事。并决定从西历一九三六年起改元为波巴人民共和国元年。更期望于是最短期间，取得各方面亲密联合，并派代表来参加，共举波巴独立的伟大事业。

大会热烈欢迎中国抗日红军赞助波巴独立的诚意，决定与之订立永远的盟好。并宣告一切赞助和同情波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或军队都是波巴人民的朋友，必须与之建立友谊的联盟，订立各种平等互惠的条约。凡站在平等地位，愿与我波巴人民共和国订立国交的国家，当以最惠国相待。在另一方面，不承认过去中国政府及地方汉官、军阀与一切外族侵略者间所订立的关于波巴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坚决反对一切侵略波巴领土，危害波巴独立，以及借名帮助独立而实际进行侵略的任何企图。

大会在热烈讨论后，一致通过了下列的政纲：

1.推翻汉官、国民党、蒋介石在波巴领土内的衙门官府。

2.没收汉官、军阀外族侵略者在波巴领土内所侵占的一切土地财产，分给波巴人民。

3.没收出卖波巴勾通敌人的奸臣贼子的土地财产，分给穷苦的波巴人民。

4.建立波巴自己的政府，凡赞助和参加波巴独立运动的波巴人民，都有选举和被选羊到政府办事的权利和义务。

5.居住在波领土内的汉、回及其他非番族的民众，在赞助兴番灭蒋和遵守波巴政府的各种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享受与波巴人民同样的权利，可以派代表参加波巴政府及组织自治区。

6.成立波巴自卫军，保卫波巴独立和波巴人民的利益。

7.信教自由，保护喇嘛教。

8.发展工商业，废除一切苛捐杂税，高利贷，保护牛厂、商人、娃子和手艺工匠。

9.奖励改良农具，兴办水利和开办工厂，开发富源。

10.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之下，欢迎一切外来投资和通商，并特别优待。

我们认为这些政纲都是波巴独立和保障全体波巴人民利益的起码条件，全体波巴人民必须为实现这些政纲斗争。

不甘灭亡的彼巴人民，奋起呵！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遗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主，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国家的人民，自由的人民！

康北藏人人均为朱毛共匪提供粮食45～50公斤

共和国各级政府还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 20万头。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为了支援红军，他们跋山涉水，到远离县城100多公里的达通玛牧区，筹集到100多头牦牛和不少畜产品。在波巴政府的动员下，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个月内就支援红军17万公斤粮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带头支援红军粮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仅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就捐粮9万公斤，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捐粮9.5万公斤。

据测算，红军在康北地区需粮食约450万斤。按当时康北人口计算，人均为红军提供粮食约45～50公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波巴政府帮助解决的。

---中共人民网：《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共和国”》

毛泽东：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泽东说，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

邓小平：藏人“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据1936年2月的统计，在征战藏区的16个月中，藏区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波巴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茂县藏、羌各族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300余万斤，岩盐二三千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各族民众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理队、洗浆队等，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协助架桥、修路、造船，给红军当向导、翻译，救护运送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时，甘孜波巴政府组织了100多人做向导、翻译，其中不少人在北上途中牺牲。

由于红军转战四川经年，离川北上时留下很多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炉霍波巴政府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领导人会议，指导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1950年邓小平曾高度肯定：在红军长征期间， 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永恒的纪念----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中国民族报》2006.9—10月）

无题

Doctor: "The needle can't penetrate into your face. Five needles have already been bent."
Patient: "The thickness of my face has already set the world Guinness record."
(In China, if a person has a 'thick face' it means they are inconsiderate, or boastful.)
医生：“针不能扎入您的面孔。 已经有五根针弯曲了。”
患者：“我的厚实的面孔已经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在中国，如果人有一张‘厚实的面孔’意味着他们是不替别人着想或者傲慢自负。) （大麦译）


‘Acupuncture Department’
Doctor ：“Any sensation？”
Bureaucrat ：“None at all！”

‘针灸科’
医生：“有无任何感觉？”
官僚：“根本没有!”
（大麦译）

林彪外逃完全是圈套 女军官颠覆“九一三”结论

2006年9月13日是中共党史上最大谜案──“九一三事件”35周年。林彪全家出逃折戟沉沙，整个经过扑朔迷离，至今林彪依然被妖魔化。而前中共女军官舒云在近20年里，查阅大量史料，反覆走访了一百多位当事者，获得很多惊人发现，撰写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作出了颠覆性的结论，──所谓林彪外逃事件完全是精心设计的圈套。


舒云是军队干部子女，1987年，她以军队女作家身份，参加了中央军委组识的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班子，接触到关于林彪的史料，产生了探究谜底的兴趣。她查阅了大量档案，先后采访了一百多林彪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上至中共将军，下至林案受牵连者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人士的采访，包括前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毛家湾警卫负责人刘吉纯、林彪女儿林豆豆、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秘书关光烈和于运深、江青秘书阎长贵、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孙毅将军、王光美、陈励耘等，历时20年，才完成了这部上下厚厚两册的调查报告。

林彪一家50年代照片从未发表过。林彪家人保存的林彪、叶群的照片在九一三后被全部收缴，这张与叶群、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的生活照是漏网之“鱼”。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从1970年8月底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起源，及所谓“设国家主席”之争的由来，到毛泽东“御驾亲征”的南巡倒林讲话；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密谋，到林彪从北戴河别墅的出走；从周恩来指挥部署 “全国禁空令”到林彪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

中共早已宣布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大案小案基本上都翻了案，惟独“九一三”事件雷打不动，经过七十年代的清查和八十年代的审判，所有的脏水继续泼在林彪头上，但已经越来越无法说服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其结论越来越受到质疑。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除了全面、第一手材料丰富之外，特别注意将过去分开考察的一些事件，整合到一起进行比照印证，例如，将毛泽东南巡的日程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活动对照分析，发现毛每一步措施都在林立果们议论之时，好像毛有千里眼顺风耳。

过去从未披露于世的林彪与妻子叶群生活照也是漏网之“鱼”。

在问到“你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舒云回答：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有横竖两个，而且有两个人证实看到了第二个“手令”。另外，此调查还首次披露了毛泽东说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像他的大儿子毛岸英，这似乎使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更加扑朔迷离。舒云通过调查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林彪事件中，有很多“套”──不是林彪处心积虑搞阴谋，而是他中了别人处心积虑给他设的“套”。从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林彪出走死亡的全过程中，有几个人的形迹十分可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配有一百来帧珍贵照片，其中包括过去从未披露于世的林彪与妻子叶群、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的全家福，以及林彪夫妇与江青、李志绥等人在中南海内的合影，十分罕见。

中共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为《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写下题为“全景式的大曝光”之序，给以高度评价。他说，“所有接触过林彪事件的人，不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识：疑点太多，且难于破解。”像王这样的学者长期接触、掌握的关于林彪事件的史料非一般人可比，但他却说：读完舒云的新着，“受到很大的震撼，有很大的感动”。

从未披露于世的林彪夫妇与江青、李志绥(右三)等人在中南海内的合影，十分罕见。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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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思变 李瑞环倡共产党改名

（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今年七一是中共建党八十七周年，加上距离北京奥运仅仅一个月时间，中共面临国内外更加严峻的批评，最新一期《争鸣》报导称，中共元老李瑞环近日提出，为体现国情，倡议共产党改为人民党或社会党。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倡议共产党改名，说明中共清楚意识到解体的命运。而为共产党改名，是为了谋求某种政治转机度过难关。

七月刊的《争鸣》杂志，头版发表了“中共今秋大整党”的文章，披露了有关中共打算近期又一次“大整党”的内幕消息。文中指出，中共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专制政权，在今年六月十三日由中央政治局下达文件，部署在今年秋天进行一次全党组织建设整顿工作，试图挽回濒临解体的共产党的命运。
文中还特别提到，近日，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放炮：党的发展、理论都在不断变化，适应社会发展，体现国情，如从中长期发展考虑，把共产党改为人民党或社会党。

中共拟今秋大整党

七一中共建党日前夕，中共六月十三日在北京秘密召开了由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中央高规格会议。被外界指为是诸多重大而急迫事件催生的“非常规”的“大动作”。包括中共九常委在内的廿五位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各省区市、中央各部门、中央管理的部份企业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主 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北京奥组委等，囊括中共全部的党政军系统现职负责人。
争鸣报道称，会议当天中央政治局下达《关于全党组织建设整顿工作若干意见（草案）》文件，至中央部委、省（区）、直辖市党委。该草案是今年一月初下达，在四月廿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作为今后三年的重点攻坚任务。原定“七一”启动，因发生四川大地震，以及即将召开北京奥运，改为今秋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再铺开。
全党组织建设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由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习进平、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七人小组组成。

不满中共的人高达八成

争鸣披露，此项整顿是因为中共认识到统治危机，希望通过整顿挽救党的命运；另外，使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期间，习进平、李克强接班能相对顺利。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负责一项调查关于地方党组织考核，地方高中级干部的考核报告，已于四月中旬上报中央政治局，报告称：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初，到十二个省、四十二个大中城市，一百六十二个地区考察、调研得出，社会各界评议党组织好的，满意的，为百分之十六，不满意，意见较强烈的，占百分之六十二，很不满意的，意见很强烈的，占百分之二十二。

胡锦涛敲共产党灭亡警钟

争鸣披露，三月中，胡锦涛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座谈会时，回答致公党关于社会上正逐渐形成‘官僚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阶层’的评价时说：社会上有这样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又能引起社会共鸣，对共产党是敲响危机信号，如果哪一天，共产党沦为官僚特权阶层，官僚资产阶级，那就证明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质，背叛了人民，那注定消亡。
中国问题专家张杰连认为，最清楚中共的现状的恰恰是中共高层，就像面对已经从内到外而腐烂的苹果，谁都知道已无回天之力，只是什么时候扔掉的问题了。不过，出于求生的本能，有些人还想做些姿态，实际上一切都是徒劳，白费心机。某些死党徒，血债深重，由于中共的灭亡而带来的恐惧，可能会显得更加丧失理智的末日疯狂。但更多人在现实面前，会逐步清醒理智过来，并开始转向，以求自保。

温和派缓解死局

对于李瑞环倡议共产党改名，张杰连认为，尽管中共在竭力掩盖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并试图转嫁矛盾，转移视线，可是，其一次次的策划，非但没有逃出旧困，往往又增添新的危机，天意不可违，中共作茧自缚，已经在解体之中，这也是天灭中共的历史安排。
李瑞环倡议共产党改名，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出中共面临崩溃，不得不由温和派出面缓解死局，这恰恰在提醒那些中共各级官员以及体制内的人士，必须彻底放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急需认清当前的历史趋势，及时为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与未来着想，尽快尽早加入三退大潮才是当前最明智的选择。
(http://www.dajiyuan.com)

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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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如此戏剧性的和柏林墙联系在一起的，大概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年轻英挺的科赫，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站在柏林佛里德里希大街中央，这里是东西柏林的交界处。那时还没有柏林墙，也没有铁丝网，只有几个检查站检查通关人的护照。科赫就站在查理检查站旁边，一只脚踏在西柏林的土地上，一只脚在东柏林。用德国人的严谨，科赫仔细地在地上画下了一条白线，标明了日后的柏林墙的位置。当年廿岁的科赫已经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的专职绘图员，东德国家安全部绘图办公室主任了。从东西德合并后解密的东德文件看，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并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一个监视和镇压自己人民的暴力工具。

一九九九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纪念日时，科赫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原柏林墙所在地接受记者采访。（科赫提供）

廿八年后，脸上已经刻上了岁月风霜的科赫，又一次站在东西柏林交界的查理检查站，他的护照上盖上了一个东西柏林边境通行章，这是最后一个边境通行章，之后柏林墙廿八年的历史和与它相关的酸甜苦辣的故事也随之落下帷幕。科赫当时的职务是政府任命的负责拆除柏林墙的特派员。 左：东德工人正在搭盖柏林墙，摄于一九六一年。（法新社） 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西德民众聚集在柏林墙前见证东德警卫将围墙推倒。（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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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有西德亲属 遭党强烈反对

就在一九六一年，就在科赫跟在昂纳克身后走过每一寸东西柏林的边界，并用图纸记录下来的那一年，就在他为建造柏林墙而画下那条白线的那一年，科赫心中的柏林墙已经隐约开始出现了一条细微的裂痕。

昂纳克的专职绘图员科赫。（科赫提供）

那一年，他，一个被“党”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前途无限光明的年轻人，不顾他工作单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强烈反对，和“有政治问题”的女孩爱尔柯结了婚，“有政治问题”指的是：有亲属在西德，在西德上小学和中学。

科赫伉俪结婚照。（科赫提供）

“有时候，一些很小的承诺比国际政治形势更重要。”科赫自己评论道。这个“很小的承诺”就是一份对家庭的责任，对他的妻子，还有后来出生的一个孩子的责任。

幼儿成人质 无奈下离婚又复婚

这个没有得到“党”的祝福的小小的家庭维持起来并不容易，虽然科赫和夫人感情甚笃，而且也一起承担了结婚之前和之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在他们结婚五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我想离开国家安全部，但他们不同意，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科赫说，他那和西德有联系的妻子被认为要为科赫的离经叛道负责。于是在他们结婚五年、儿子一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迫于安全部的压力，和科赫离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气愤，质问她为什么背叛我？！但是你想一想，一个母亲，如果你跟她说，她不离婚的话，就把她的一岁幼儿从她身边带走，她会怎么做呢？”科赫停顿了一下，仿佛给听者留下几秒思考的空间，然后接着说：“她当然会要她的儿子。”一年后，他们又顶着上面来的压力复婚了。他们当时的复婚合影上，科赫侧过脸，带着笑意深情凝视着妻子，与其说他原谅了妻子的背叛，不如说他明白了，一个小小的人在共产党这个强迫暴力的体制下的无奈。

为爱险遭报复 戏剧性逃过一劫

“自从我提出来要离开安全部，我一直直线上升的政治生涯一下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科赫作了一个从高处急速下落的手势。“国家安全部已经决定要惩罚我，第一步就是不再于任何场合提到我，不再让我作为代表出席任何一个会议、任何一个公共活动。但是在这同时，有一件事，让我在下落的过程中来了个急刹车，就像这样……”科赫已经滑到了最低点的手又向上一翻，停止在了空中。 让科赫直线下降的政治生涯有了意外转机的传单。上面的红色大字：“我们维护和保卫和平”。左面是小科赫的照片，照片右边写道，科赫同志自豪的说：“这是我儿子（哈根‧科赫），他已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部门服役一年了。为了保卫和平，为了保卫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他还将服役五年，他给了我们的敌人一个正确的回答。”下面照片上的年轻人则向所有的年轻人呼吁（见下面的红字）：向我们的榜样学习！（科赫提供）

这个急刹车完全是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在他们决定对我全面封杀的时候，安全部的另外一个部门正在制作一个有关青年人的传单，他们又把我的照片放在左上角最显眼的地方，而且已经分发出去。安全部太庞大了，经常是一只手不知道另外一只手在干什么。”一个又一次被作为偶像捧出来的年轻人，当然不能一下子又变成了“革命敌人”了。这样科赫逃过了本来几乎要成为事实的安全部对他的报复。仔细端详当年传单上的科赫，不难想像他的照片当初为什么被东德共产党当局当成了招牌一般到处“悬挂”：光洁圆润的面颊白里透红，清澈明亮的眼睛透出孩子般无辜的神色——一个让人一眼看去就有认同感的小伙子。但从他几次顶住安全部的压力，宁愿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娶自己喜欢的人这一点看，他也是一个没有完全被党性驯化的人。他结婚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奠定了他日后的方向。

因儿子而离职 安全部监控骚扰

虽然风光日子一去不复返，不再于各种场合、各种各样的印刷品上出头露面，科赫转而做文化方面的工作，但平淡无奇的日子倒也过得安全无忧，直到一九八五年，他再一次提出离开国安部。这次让他下定决心的是比“国际政治形势”更重要的“很小的承诺”，对家庭的承诺，对孩子的承诺。他的儿子因为一些“资产阶级情调”，比如穿牛仔裤、留长头发等而被关进监狱。如果他是个一般家庭的孩子，顶多会在学校受到一些惩罚，但就是因为他是安全部官员的孩子，对他的要求就更高。“他们这样对我的孩子，我对他们说，我再也不会为他们工作了！”想起他的这个非寻常的决定，科赫仍然是不悔当初。这次安全部让他离开了，但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当他得到一份工作，安全部就找他的老板谈话，一个工作就丢了，下一个工作又是这样。这样在他尝试了从脑力到体力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后，一个朋友帮助他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得以糊口。

抢救柏林墙史料 总结专制特点

四年后，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曾经做了多年文化工作的科赫应征负责拆除柏林墙的特派员的职位。在那段一切秩序重新安排的混乱阶段，居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就是那个当年在查理检查站旁画下那道白线的小伙子。他得到了这个职务。 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攝於一九六五年三月。（法新社）

柏林墙超过一五五公里长，约三～四米高，有十六层防线：（一）三○二座了望台；（二）约三米半高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栏和警报器；（三）钢制拒马；（四）二米高的铁丝围栏；（五）音响警报缆；（六）铁丝网；（七）碉堡（共廿二个）；（八）用来引导警犬（共六百只）的缆线；（九）六～十五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十）三～五米深的反车辆壕沟；（十一）五米高的路灯；（十二）武装警卫（共一万四千人）；（十三）二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十四）空地；（十五）第二道水泥墙，三米半～四米二高、十五厘米厚，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十六）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Spree）。

在大量东德的资料被销毁的时候，科赫不停地奔波在各个部门的废纸篓之间，抢救出了大批珍贵的关于柏林墙的文件。他的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柏林墙博物馆，书房的四壁、走廊里，处处都是张贴的画和一架架的关于柏林墙的书。他也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柏林墙的专家。“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强大的宣传把谎言重复一千遍，第二个就是暴力。不管是希特勒还是共产党，都是用这个方法欺骗人民的。”在柏林墙倒塌十八年的今天，科赫精炼地总结了共产专制的特点。“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六十岁的人还相信共产主义，那么他没有理智。”科赫说：“我今年六十六岁。”

由NHK制作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柏林墙是这样倒塌的]:讲述当时的市民、政要的亲身经历。

片长：1小时38分32秒

大小：310.31MB

比特率：431KBits/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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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野餐计划.avi
字幕：[NHK][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srt

不理会反对 投宗教炸弹

荷兰议员播放反回教短片
荷兰极右国会议员维尔德斯（Geert·Wilders）不理劝阻和警告，前日（周四）在网上公开他的反回教短片。事先张扬的宗教炸弹投下，多个回教国家强列抗议。
17分钟长的《斗争》（Fitna），在一般影视渠道播放无门，前日在维尔德斯所属自由党网站和英国分享网站Lifeleak公开。短片开头有一本《可兰经》打开，引述一段教徒“胁迫真主阿拉的敌人”的经文，跟播出美国911袭击、西班牙311袭击和斩首的片段。

指回等同暴力　多国抗议

短片尾声有人翻阅《可兰经》，背景有撕纸声，字幕指撕烂的是电话簿，“撕走《可兰经》的恶意段落不由我，要回徒自己下手”，最后呼吁“停止伊斯兰化，捍卫我们的自由”，结束的一镜是曾引起风波的“炸弹头巾穆罕默德”漫画。
荷兰政府已花了几个月功夫拆弹，首相鲍肯内德（Jan·Peter·Balkenende）随即在电视用荷语和英语发表声明，断言“此片指回等同暴力，我们反对这诠释。”荷兰回教团体事前已呼吁信众冷静，他们对片中没有出现真撕《可兰经》过激画面，松了一口气。

激怒徒　屡次收死亡威胁
印尼和伊朗外交部指此片侮辱伊斯兰，要求欧洲各国政府阻止此片再播出。约旦传媒要求杯葛荷兰货、又呼吁阿拉伯国家检讨跟荷兰和丹麦的邦交，巴基斯坦示威者更高呼“处死维尔德斯”和跟荷兰断交。欧盟也批评维尔德斯播出短片。
《斗争》亦有传到YouTube网站，网民留言有大骂维尔德斯是种族主义者和疯狂，也有留言支持他，指他点出事实。荷兰导演特奥·梵高（Theo·VanGogh）四年前拍了套批评回教国家女性地位低的电影后，被激进回徒枪杀。维尔德斯之前已因反回言论而多次收到死亡威胁，近三年一直受警方严密保护。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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