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网民对中共抵制法国货的反应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尽管中共政府多次警告，法国总统今天依然在波兰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此举将对法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连日来，法国媒体纷纷就法中关系以及西藏问题发表多篇评论性文章，除了呼吁欧盟在西藏问题上统一立场，支持法国之外，大多数文章都对中共政府以贸易制裁来威胁法国难于理解。当然法国媒体在批评北京政府蛮横无理的同时，也严词抨击了巴黎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认为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时，批评前总统希拉克的对华政策是“重贸易，轻人权”，而自己最终还是步希拉克的后尘。不仅在法国国内失信于民，而且也使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威信扫地。

不过，尽管法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失策给中共政府创造了机会，但是，中国是否就应该乘虚而入，不仅推迟中欧峰会，而且还威胁要对法国实行贸易制裁？中国网民发动的抵制法国货运动究竟对谁有害？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被中方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那么，中共政府不允许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那岂不是中国在干涉法国内政？本台在昨天的报道中介绍了中国网民对上述议题的反应，那么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网民的看法。

法国八九大街网站署名沉思者的读者写道：很少有人能够把握微妙的中文，在与中国人对话之前，必须首先阅读孙子兵法等名著，以便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以及行动方式。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动机以及他们对经济市场的操纵方式令人费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在任何领域，与他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上。中国人只尊重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在外交领域，对手越强，越受尊重，谈判也就越容易。而法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显然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法国应该重新在外交舞台上征得可信度。

这名法国网民接着写道，至于法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法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仅仅只占法国对外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四，而法国从中国的进口总值则要远远高得多。如果中国人拒绝进口法国货，法国也就只损失百分之一点四的市场，而如果法国人抵制中国货的话，那么中方的损失将远远超过法国。就我本人而言，我根本不在乎萨科齐是否会见达赖喇嘛，因为这只是中方的一个借口。德国与美国想会见达赖喇嘛就可以会见达赖喇嘛。摆在我们目前的真正的问题是法国的外交是否站得住脚？

法国网民抵制中国货的呼声的不光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署名十九航班的网民写道，法国应该重整国内产业，不应该无休止的进口来自中国的廉价劣质产品，首先是法国的消费者对劣质产品已经厌倦了，其次，对中国来说，早日脱离世界工厂这一状况应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位网民还写道，加工厂或组装厂这一类工厂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波音公司就是因为加工厂产品质量问题才在交货日期上一拖再拖。

同样就法中贸易问题，署名博士的读者写道，不管怎么样，今天对中国说“不”，不至于对法国经济产生任何影响。中国不会停止向我们出口体恤衫，中国人不会停止去家乐福购物，中共政府在奥运前夕试图组织所谓的“自发性反法游行”并没有得到中国民众的响应，中国是一个极端自由化的国家，中国是个金钱至上的国家。尽管中央政府态度坚决，但是他们根本无法控制中国经济。至于法国总统萨科齐与中国签署的所谓的巨额合同，主要是向中国廉价出售包括阿海珐在内的法国企业的高科技术。区区几十亿欧元的合同对挽救法国经济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世界报》读者的观点也基本上大同小异，有读者写道，从长远来说，贸易制裁欧盟受损失最大的应该是中国，欧盟应该效仿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逐步解脱美国的石油依赖一样，解脱对中国廉价产品的依赖，停止消费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的中国产品，欧盟应该借此机会提倡消费欧盟产品。

《世界报》另一位读者评论说，那些认为为了一个达赖喇嘛不值得同中国闹翻的人们使我想起了当初有人曾经说过，为了一个索尔仁尼琴不值得同苏联对抗。法国早就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阿谀奉承，甚至派遣前总理拉法兰到中国道歉。现在是所有欧盟国家协调一致共同担负责任的时候了。

另外，一名网民还幽默地写道：糟糕，这回恐怕又得派拉法兰去一次中国。

摘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8/article_10868.asp

从学生告发老师 看大陆中国人的畸形爱国和臣民通病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在课堂批评中共政府而被学生告发到公安局，这件事使我不禁浮想联翩，想到我所遇到的大陆中国人，以及这些人的畸形爱国主义和臣民通病。

我在美国二十二年，每年都要多次参加朋友的聚会，尤其是在年底，随着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到来，聚会就更是不断，每次聚会都能遇到许多素不相识的大陆中国人。我对大陆中国人的聚会并不热衷，因为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不会遇到相同思想的知音。相反的是，二十年来我在聚会中遇到的大陆中国人都是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因此，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给朋友打电话或聚会时，我都要激烈地批批中共，引导我的同胞朋友发发臣民通病，我也可以从同胞自毁尊严的丑态中发泄一下中国士大夫式的悲情。我发现，二十年过去，直到现在，我的大陆中国同胞的臣民通病不但没有丝毫减轻，还翻新加深了，由此可见中共的洗脑宣传与时俱进的成功

二十年来，我也遇到过许多美国朋友，他们对自己政府的态度与大陆中国人对中共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我所遇到的美国朋友对政府总是持批评态度，总是以监督和批评的心态对待政府。我在欧洲、俄国旅游时遇到的当地人也是同样以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政府。

在俄国，我们遇到一个十八岁的俄国芭蕾舞演员，令我和先生吃惊的是，这个大男孩子也能指出政府的腐败和问题所在，并以正义凛然的态度批评政府。

在捷克，我们的导游不赞成我和先生对捷克总统哈维尔的高度评价，为此还教训了我和我的先生。她说，哈维尔腐败，收了崇拜者的献金。我马上为哈维尔辩护说，听说那是他秘书收的，后来报纸一暴露，他的秘书就把献金还回去了。导游以严肃的态度看着我和先生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既然哈维尔是政府权力，我们就不能对他绝对相信。”

遗憾的是，我遇到的中国同胞却都不具备这种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对一个人的尊严至关重要，高职位、高工资都不能弥补人格和灵魂的缺失。更何况，在人格、灵魂缺失、公民意识不存的状态下，又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想，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如果具备了如下两个起码的公民意识就会建立起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

第一个应有的公民意识是，“民间社会独立于国家，人民独立于政府。” 这个在希腊已存在了数千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民间社会和人民是我们祖国的主体，而民间社会和人民是不应该成为国家和政府的附庸的，民间社会和人民应该总是处于监督政府的对立位置的。

只有体会到这点才能清楚“中共不是中国”的道理，才能在别人批评中共时自己不再表现出袒护极权政府的臣民的猥琐。

第二个应有的公民意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正因为所有的权力都会腐败，所以才要建立民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限制腐败。唯有人民监督，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地限制腐败。

自己也得过臣民通病，所以在我批评臣民通病时，我绝没有把自己排除在臣民通病之外的意思。我深知，谁不能够反省自己，否定自己，谁就是智力和良知有问题的人。我自觉地进行了长期痛苦的反洗脑和反扭曲，起码克服了我列出的下面的这三个通病。可是，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还在病中，看到那两个年纪轻轻，却病情严重的学生去公安局告发老师“反革命”时，我就急人所急，实在忍不住好为人医的热情。我长期观察的结果是，年纪轻的反倒臣民通病更重。为了年轻的下一代，我在此归纳出三个典型的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与读者共勉。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一：拾中共政府之牙慧貌似爱国。

虽然，趋炎附势乃人之常情，但是这个通病仍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因为有通病的大陆中国人总是拾那些陈旧得都长了霉的牙慧，而且没完没了。今年的感恩节聚会上，我又听到这个让我最恶心的老掉了牙的发霉牙慧“中国民主要慢慢来” 。

一听到这话，我忍不住反问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同桌吃饭的女士，“为什么中国民主不能快快来？经济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还要怎么慢民主才能来？中共极权政府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才制造出这么个套话说辞来欺骗我们，我们百姓怎能跟着中共矮化自己？！这句话是江泽民说的，是他在八年前（后注：二000年八月十五日）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对华莱士的“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问题的回答。江泽民的原话是‘中国人素质低……搞民主条件不具备，要慢慢来’。二百年前的美国比现在的中国落后愚昧得多，人家也没慢慢来。现在盛世的中国倒要慢慢来了。江泽民‘慢慢来’的本意就是不要来，他是极权统治者，他当然不要民主要独裁，你是平民百姓，你为什么也跟着他矮化我们老百姓自己？”

如果一个美国总统这样矮化本国的人民，美国人民一定会愤起群而攻之。可是我的大陆中国同胞却不但不愤怒，反而欣然接受，不但欣然接受，还欣然替中共独裁政权没完没了地广为传播，臣民通病如此之深可见一斑。

更糟的是，有的中国臣民还用他们的臣民思想教育他们的孩子！

我女儿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女友，从大学一年级到现在九年来她们三个人一直亲密无间。三个人有着共同的家庭背景，她们都是在大陆中国出生，后来又都由中国父母从中国带到美国长大。那两个女孩子的父亲在美国都非常成功，其中一个女孩子的父亲在美国是大学教授，而且已经是他教学的那个领域中顶尖的十个教授之一。没想到的是，一年前，这三个好朋友竟在聚会时吵了起来。她们争吵的话题竟还是“中国人民素质低，中国民主要慢慢来”。我女儿反驳说，“台湾人民也是中国人，既然他们可以成功地进入民主制度，大陆人怎么就不行？！香港年年被评为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香港人民的素质那么高，为什么中共政府连普选都不让香港人民享有？”女儿的朋友，那两个同样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听到我女儿对中共的“叛逆”之言，怒不可竭。

女儿回到家含着泪对我说，“这么长时间的友谊，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大题目，这次只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我不能同意她们对中国人的歧视，她们俩儿竟气得要跟我绝交，我只好不说话了。”我对女儿说，下次她们再来咱们家过夜时，我要说说她们。女儿马上对我不悦地说，妈妈，我知道她们不对，但我不想跟她们绝交，如果你说她们，我就跟你绝交。

这些孩子的“中国民主要慢慢来”的臣民思想是从哪来的？是从她们的家长那来的，而她们家长的这些附庸思想是从中共政府的丑陋党魁江泽民那来的。这两家大陆中国人竟然两代人都在接受中共极权政府的套话说辞，拾中共极权政府的牙慧。这两家的家长虽然在美国事业有成，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我的民主人士的朋友早就告诉我，海内外的大陆中国人中，素质最低的是有知识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虽然是知识分子，却没有知识人应有的独立性，他们对强权最趋炎附势，奴性最大，臣民通病最重。而中国大陆的底层人民的思想素质非常高，由于长久地被中共政府官员残酷地压榨勒索，他们对民主的诉求最强，他们对中共独裁政权邪恶的认识最深。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二：把自己和人民的功劳都归功于“伟光正”中共。

有些大陆中国人在中国做生意成功却不知道那是自己聪明才智和能力所致，反倒对中共感恩戴德。我遇到的一些在中国做生意发了财的国人，他们的臣民通病更有甚之。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更看不到人民的价值，他们不懂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中国人民的功劳这个简单道理，更不懂中共只是依附在人民身上的蛀虫，这个蛀虫靠的是从人民血汗中吸取大量的税收来养活自己，来挥霍腐败的。

请看中共是如何吸食人民的血汗的。二000年到二00四年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翻了一番，从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可是工资占GDP的比例，从一九九九年的16％，下降到了二00三年的12％。美国政府的税收花费分配是，三分之二以上花在公益建设和人民的三大福利上，即教育、医疗、养老。欧洲和加拿大政府在这几方面花得更多。可是中共政府的税收花费是怎样分配的呢？这个腐败透顶的中共政府对人民应尽的责任趋于零。二00六年的中共政府财政总收入上升到四万亿元，而二00六年政府花在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开销却只有政府财政总收入四万亿元的2%。(数据来自二00七年三月五日人大代表会议温家宝总理做的二00六年政府财政报告)。同年，全国党政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培训旅游、招待送礼却花掉了二00六年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的两万亿元(数据来自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和监察部的联合报告)。二00七年的政府税收翻了一番，达到九万亿，可是四万亿却早已被中共政府挥霍得不翼而飞。

所以，在中国做生意赚到钱的同胞不要再对中共感恩戴德了，你的成功是你自己勤劳奋斗的成果，跟中共没关系，你与中共的关系只是你养活了它，它应该感谢你。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三：只要一听到批评中共的声音，他准在旁边说，美国也一样。
即便中共政府已腐败透顶至此，中国已昏天黑地至此，他仍坚持说，美国也一样。

这些有臣民通病的人只看到美国政府的腐败，对中共极权政府如洪水猛兽般的极端腐败却视若罔闻，还轻描淡写地以“都一样”为中共政府的极端腐败开脱。

任何权力都有腐败，这点确是一样。但是，极权制度是极端权力导致的极端腐败，民主制度不是极端权力，民主制度是人类当前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限制腐败的制度。所以两个制度的腐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多党制衡、三权分立等一系列权力制衡的机制限制了民主制度下的权力腐败，所以，民主制度下的腐败甚至可以趋于零。北欧的几个国家的腐败系数就是零，丹麦的腐败系数四十年都是零。而极权制度的腐败由于没有任何制约限制，其腐败趋于无限大。不还政于民，由人民监督政府，中共极权政府根本不可能医治好它自身的极端腐败，腐败只能泛滥成灾。

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民主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它能制止最坏的结果发生。什么是最坏的结果？就是中共政府现在这种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极端腐败，就是由极端腐败导致的无数的灾难；就是六0年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的灾难；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十亿人民涂炭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镇压屠杀六四学生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坚持达十年之久、现在还没停止的迫害屠杀法轮功百姓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封锁新闻导致在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十万百姓丧生和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导致近两万孩子丧生的灾难；就是……；就是中共极权政府统治中国六十年来的数不清的灾难。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像极权中共国这样灾难重重，不同制度下幸福和灾难的结果一样吗？不同制度下人民的命运一样吗？

其实，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都很精明，也很善于钻营，知道哪好，否则出国风就不会在中国热三十多年。之所以有人这样昧着良心拾中共之牙慧，为中共舔屁，不过是臣民通病和狭隘的爱国心在作怪。他不明白的是，这样袒护中共的“尊严”是在毁自己的尊严。因为，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极权政府一边，取决于一个人的良知、人格和尊严。

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过一句名言﹕“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爱国主义不是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正相反，对领袖、政府和政党发出异议才是爱国。

两百多年前，美国政治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约翰逊批评的正是滥用爱国主义来愚民的流氓无赖政党中共。我们中国百姓被中共政府愚弄的太久了，中国臣民应该到了自我反洗脑、反扭曲的时候了。从臣民通病中觉醒痊愈，抛弃流氓无赖的中共，建立自我，找回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这才是坚守自己尊严的正道。

原载：《自由圣火》，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9996.asp
作者 : 三妹 二00八年十二月二日于芝加哥

奥巴马胜选的启示

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美国，尤其是对美国式的民主贬称为「假民主」，将其丑化甚至妖魔化，并与中国号称「真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相对比。现在人们又一次看到的是：「假民主」的美国领导人的产生，是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民主」的国家领导人的产生，还在搞封建帝王式的共产党「一党世袭制」和君主专制独裁那一套，由上一届指定接班人来继承：胡锦涛就是由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到底哪一个是真民主，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
　　中共的反美宣传，一个主要的攻击靶子就是指责美国对国内有色人种，特别是非洲裔的黑人在美国社会处於不平等的地位。这次美国大选，奥巴马以他的能力和魅力成为美国第一位非洲裔黑人总统，创造了历史，实现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一九六三年，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有言：希望总有一天，孩子们不再因为肤色而被评断，而是从性格的内容为评断的标准。奥巴马的当选，说明美国已跨越种族歧视的障碍，黑人与白人有着同样平等的权利。
　　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恰恰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毛泽东在位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被划分为敌对的阶级，「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成了阶级敌人，被监控、专政。此外，他们建立了极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将所有人都隶属於机关、团体、厂矿、学校的组织，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人事档案，连中学生也不例外；人们的政治表现又被分为左、中、右等类，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依靠、团结、孤立、打击之，这些都被记录在档案中，跟随本人一辈子，而本人对此却毫无所知。谁的档案被载入「内控」另册，谁就要倒霉一辈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统治集团已成了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官场上的达官贵人不仅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生活上还有特供，生病住高干病房，死後的骨灰也单独放一处。而普通老百姓却一直处於政治上无权、经济上缺钱的境地，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
　　尤其是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致使九亿农民（农村户口）在供应、教育、医疗等方面成了世袭的「贱民」，永远都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从事的都是最脏、最累，甚至最危险的工作，得到的却是最低的工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近年大陆频传的矿难、工伤事故（如近期的杭州地铁工程塌陷事故），不幸的遇难者，几乎都是农民工。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变革」，正是这一口号给了选民以希望，让他们看到了所期望的明天。美国的政治、社会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奥巴马的当选，说明美国要变革，在进步。而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也是变革，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中共再用「稳定」回避政治改革，中共这个政党只会一天天腐败下去、烂下去，一直到最後垮台被人民和历史所唾弃。

摘自争鸣社论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

pdf1 pdf2 pdf3

《朝鲜战争》，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著，由中共国防大学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

MKV转档成AVI、内嵌字幕教学

看了一部电影Midnight Cowboy(午夜牛郎)，很不错。觉得主题曲好听，想把它配上画面“扣”出来。要用到几个工具：

1. MKVtoolnix2.0.2
   
2. avc2avi_gui
   
3. VirtualDubMod

详细步骤：

一，抽取分离MKV的视频和音频

打开MKVtoolnix2.0.2点击MKVextractGUI.exe，裁入(1）档案、（2）勾选、（3）提取．截图：

提取完毕后，出现两个文件：Track2.h264（视频）Track1.mp4a （音频）把Track2.h264改名为Track2.264


打开avc2avi_mod_GUI点击avc2avi_mod_GUI.exe载入（1）Track2.264，(2）FPS23.977（注意：只要原文件视频帧数不是整数，例如25，30， 则修改的视频帧数一定要比源文件帧数多0.001，比如原来是23.976，要改成23.977）(3）输出档，（4）点击开始处理。截图：

打开VirtualDubMod ，点击VirtualDubMod.exe，选File--Open video file--裁入刚才生成的Midnight Cowboy.1969.avi ，然后按CTRL+F 添加滤镜，点击Add加载滤镜，resize 和textsub，截图：


(附)前面我有提到一个resize的，叫做lanczos3。
这个resize 法是一种 decimation filter，本身具有 low pass 的效果，也就是使用 lanczos windowed 的 FIR Low Pass Filter，它的 tap 数会根据缩小率自动变化，在清晰度和 ringing effect/aliasing 等瑕疵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点。所以 lanczos3 等于自己是一个完美的low pass filter 根据大家的实验，lanczos3 可以保留最多的细节，而又不会造成太大的压缩困难，所以建议如果流量够的话，用 lanczos3 可以得到最佳的结果。

设置视频重编码参数，按CTRL+P ,选择FFDSHOW ,编码选择H263+，截图：


添加音频：界面点击Streams--stream list--Add--裁入已准备好的*.mp3或者*.ac3也可以。最后一步合并，按F7保存。

成品在此：

三峡工程海拔175米蓄水失败

• 要提前一年实现蓄水至海拔175米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务院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至海拔一百三十五米。二○○六年十月三峡水库将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五十六米。按照计划，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三峡水库应该在二○○九年十月实现这个蓄水位。

但是三峡总公司要提前一年实行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也就是在二○○八年十月完成这个目标。二○○八年九月，中国媒体对於三峡工程提前一年实行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蓄水目标做了许多报道，比如：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以下的移民已经搬迁安置完毕，三峡水库可以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为保证万吨船队直达重庆，重庆航道工程局於今年二月起，对朝天门水域等五个航段实施炸礁，铜锣峡至九龙坡航道整治已通过验收，可以满足万吨船队通航要求；专家说，三峡水库提高蓄水位，不会对水库安全造成威胁，更不会影响三峡大坝的安全等等。

• 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中央政府下达冲锋的命令。

中央同意三峡水库提高蓄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中国三峡总公司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示同意，三峡工程明日零点开始实施一百七十五米试验性蓄水。据介绍，此次三峡工程蓄水要求既安排好蓄水，又要兼顾发电。同时，保证三峡大坝上游水库和下游航运安全。中国三峡总公司要求库区各市县领导昼夜值班，县乡（镇）两级派出的工作人员展开全天巡库，严密监视水位和库岸变化。
二○○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零时，对於三峡工程主上派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三峡工程向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正常蓄水位开始冲击。三峡水库减少泄水流量，大坝坝址处的水位由海拔一百四十五点二七米开始抬升。至二○○八年十月七日，三峡大坝坝前水位达海拔一百五十六米。这一过程一共历时九天，三峡水库增加蓄水量六十亿立方米。但是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事故，迫使三峡水库暂停继续向上蓄水。虽然从十月十七日起，三峡工程继续抬高三峡水库蓄水位，蓄水将至海拔一百六十米结束。这是让三峡工程挽回一点面子，但是代价是牺牲长江航运。日前长江海事部门紧急启动蓄水安全预警，防止船舶触礁、搁浅等险情发生，因为预计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将减少到五千八百秒立方米。无论如何，二○○八年三峡工程第一次冲击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失败是已经无法更改的结果。

• 头尾不能兼顾

三峡水库要抬高蓄水位，就必须减少水库下泄水流量，下泄水量减少的结果就是大坝下游河道水位的下降。这并不是什麽高深的知识，而是一般的常识。
三峡水库把蓄水位从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提高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需要存蓄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方米水。如果这个过程在三十天内完成，需要每天提高蓄水位一米，每天蓄水七点四亿立方米。
到二○○八年十月六日，宜昌江段航道水深骤减。通常在长江航行的三千吨轮船，满载时的吃水深为三点三○米，另外轮船航行还需要一定的安全系数，比如船只发生倾斜。此时的宜昌江段航道已经不能满足船舶满载运行的需要。
由於三峡水库蓄水，宜昌江段水位下降到同期百年最低枯水位。和宜昌江段航道一样，长江中游的窑监水道、太平口水道、张家洲水道等也出现航道水深不足的问题。虽然长江航运局对於三峡水库下泄水量不足、航道水深问题事前有所考虑，并且已经派遣了四艘挖泥船前往长江中游窑监水道、太平口水道等重点浅险水道进行疏浚施工，以改善蓄水期间长江中游通航条件，保障船舶正常通行。但是没有料到事情竟是如此严重。

• 十月四日，一艘轮船搁浅；五日，长江宜昌水道拉起黄色警报。

为此，宜昌海事局启动了枝城长江大桥重载船舶观察点，对重载船舶进行控制，对重点复杂航段和事故易发航段加强海巡艇现场巡航和驻守。并要求有关单位和船舶合理配载，控制吃水，正确选择航路，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峡水库继续抬高水位，减少下泄流量，大坝下游的航道水深将继续减少，将会中止长江黄金航道的通行。即使所有船舶都做减载航行，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宜昌江段水位的下降，将导致进出葛洲坝船闸的航道的水深不足。船只不能通过葛洲坝船闸，长江航运便在葛洲坝处中断。
此次三峡工程冲击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正常蓄水位，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坝上游水库水位的升高可以使万吨船队到达重庆；但忽视了水库水位上升，必然导致下游航道水位下降，结果造成了三峡大坝下游的航道不能通行三千吨的船舶和万吨船队，最终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的目的化为乌有。

• 万吨船队和万吨船的区别

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是三峡工程的三大目标之一。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批准的三峡工程，其目标不是万吨船队直达重庆，而是万吨船直达重庆，就是到达上海的万吨海轮，可以通过长江航道，通过三峡水库直接抵达重庆。而现在的万吨船队却是指四艘三千吨的船舶捆绑在一起的船队，其总载重量达到万吨，所以叫万吨船队。是几艘船，而不是一艘船。
如今，万吨船是绝对不可能从上海直达重庆，这不仅仅因为有几座长江大桥的净空太低的问题，主要是由於三峡大坝的五级船闸的水深太小，万吨船根本无法通过。
二○○八年三峡工程冲击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蓄水位的实践，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三峡总公司没有料到的，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没有料到的。
在保持三峡工程的既定目标的前提下，三峡水库蓄水和下游航道水位下降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文 王维洛

Graves, graves, graves

以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Belomor）冠名的城市白海城（Belomorsk），在过去的十五年迅速衰败。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工被剥夺使用现代机械，被迫用手中的铁锹挖掘运河。这个由NKVD（秘密警察）计划、两年完成、向斯大林表忠心的项目导致数以万计的人丧生。在1937～1938年长达14个月间，就有7000人被秘密警察杀害。埋在Sandarmokh（地名） 236座万人坑中，离 Medvezhegorsk（麦维哲哥斯克）19公里远的地方。【照片摄于Sandarmokh墓地】【大麦编译】

不能忘记的古拉格

1998年初秋，我乘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越过白海到索罗维茨基（Solovetsky）群岛，这个曾经是苏联首个政治犯监狱所在地的远方列岛。船上的餐厅充满欢快的气氛。许多人在相互祝福干杯，说笑，为船长热情鼓掌。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旅客是从海军基地来到海岸的两对中年夫妇，他们好像非常开心。起初，我的出现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快乐。在白海上，并不是每天都能碰上乘坐摇摇晃晃的轮渡的真正美国人，这个新奇让他们觉得好玩。当我告诉他们我在俄国做的事情后，他们就不那么开心了。一个美国人乘坐欢快的游船来参观索罗维茨基群岛观赏美丽的景色和古老的寺庙是一回事，到索罗维茨基群岛来看集中营的遗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个人就表现不满了。“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关心我们历史上丑恶的一面？”他问道，“为什么要写古拉格（前苏联内务部劳改局）？怎么不写我们的成就？我们是第一个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他用“我们”是指“我们苏联”。苏联7年前就已经消失了，但他仍然把自己当作苏联公民，而不是俄国人。

　　她的夫人也向我发难。“古拉格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她说，“我们有别的麻烦，如失业，犯罪等。你为什么不写我们真正的问题，反而写那些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

　　这个不愉快的谈话持续过程中，另一对夫妇一直保持沉默，男的对苏联的过去不置一词。但是，他的夫人表达了支持的观点。“我理解你为什么想知道集中营的事，肯定很有意思，我要是知道多点就好了。”

　　此后在俄国的考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碰上这四种态度。“关你什么事？”和“有什么意义呢？”是两种常见的反应。沉默或没有意见，像耸耸肩可能是最常见反应。但是也有人知道了解过去的重要性希望更容易找到更多的东西。

　　纪念碑和公众意识

　　事实上，稍微用点劲就能在当今的俄国了解很多过去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俄国档案馆都是封闭的，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忙着别的事情。古拉格的故事也已经成为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苏联卫星国的公众辩论的话题。在有些国家，（一般地讲，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纪念活动和辩论实际上往往很激烈。

　　散布在俄国各地的还有很多非正式的，半官方的，私人的纪念碑，博物馆，由形形色色的个人或组织建立的。让人奇怪和吃惊的是个人纪念碑有时候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一个铁十字架被放在Ukhta市外面的光秃秃的山上来纪念大批囚犯被杀害的地方。为了看这个十字架，我不得不开车穿过几乎走不成的泥巴路，走在一幢建筑物的后面，翻过铁路道轨。即使这样我还是离得太远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尽管这样，几年前树立十字架的当地积极分子在指给我看的时候掩饰不住自豪的神情。

　　沿着柏崔左伏斯克（Petrozavodsk）往北几个小时的路程，就来到建立在Sandormokh村外面的另一个特别纪念馆，索罗维茨基群岛的囚犯在1937年被枪决。因为没有记录谁埋在哪里，家属们只好随意地挑选一堆骨头纪念。死者的亲属将死掉多年的亲人的照片贴在木头桩上，有些在旁边刻有墓志铭。丝带，鲜花和其他小装饰撒在曾是杀人现场长成的松树林。在我凭吊的8月的大晴天（屠杀的纪念日，有来自彼得堡的代表团），一个老太太在诉说埋在这里的父母，在她7岁的时候，他们都被枪杀。她在度过了几乎整个生命的时候才能来看望他们。

　　但是在习惯于规模宏大的战争纪念馆和巨大庄严的国家公墓的俄国，这些个人和地方单位建立的墓地显得粗劣，零散，不完整。大多数俄国人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些的存在。难怪，苏联解体十年以后，俄国继续表现得好像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历史一样。虽然它继承了苏联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苏联的大使馆，苏联的债务，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俄国没有纪念压迫历史的国家博物馆。俄国也没有一个悼念死者的地方，一个官方确认死难者及其亲属痛苦的纪念碑。

　　然而，比缺乏纪念碑更明显的是公众意识的丧失。有时候好像戈尔巴乔夫时代大规模讨论引发的强烈冲动和感情随着苏联的解体完全消失了。为死难者讨回公道的激烈辩论一下子突然不见了。虽然在八十年代末期还有很多讨论，俄国政府从来没有检验或审判大屠杀的凶手，即使在认定究竟是具体哪些人的情况下。

　　当然，审判不一定是解决过去历史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除了审判还有别的方法给以前的犯罪行为进行公正的处理。比如，像南非推行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让受害者正式的、公开的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让过去的犯罪行为成为公众辩论的话题。还可以进行官方的调查，像2002年英国议会对北爱尔兰30年前发生的“血腥星期天”屠杀事件的调查。有政府的调查，政府的委员会，公开的道歉等。但是俄国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选择。除了这个草草了事、没有结果的对共产党的“审判”，在俄国事实上并没有公开的诉说真相的行动，没有议会听证会，对苏联的枪决，屠杀，和集中营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调查。

　　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后，德国人仍然在进行定期的公开辩论关于受害者赔偿，关于纪念馆问题，关于纳粹历史的解释问题，甚至新一代德国人是不是继续背负纳粹罪行的愧疚负担等。但是在斯大林去世的一个世纪后，俄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争论，因为过去的记忆不再是公众文本的活生生的一部分。

　　俄国人的平反昭雪过程从1990年以来确实在继续，静悄悄的在进行。到了2001年底，俄国有大约四百五十万政治犯被恢复名誉。国家平反委员会估计仍有五十万案件需要审查。但是虽然委员会本身是严肃认真的，虽然委员会由集中营幸存者和官员组成，参与者没有真正感觉到创造这个委员会的政治人物是出于追查用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米兰黛勒（Catherine Merridale）的话说“真相和和解”为真正驱动力的动机，相反，这么做的目标是停止对过去的讨论，给那些受害者几个卢布和免费乘车券安慰一下，避免任何对斯大林主义的原因及其遗产进行更深刻的考察。

　　改变的东西越多，保持不变的东西也就越多

　　对这种公众沉默有些好的或至少可以接受的解释。多数俄国人确实真的花全部的时间配合他们经济和社会的彻底转型。斯大林主义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终结之后又发生了太多的事。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不是战后的德国，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在许多人心里仍然清晰可见。在21世纪初期，20世纪中期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来说好像古代历史一样遥远。

　　也许更确切地说，许多俄国人感觉过去的事情已经讨论过了，再追究下去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当你问上了年纪的俄国人为什么古拉格的话题如今不再提起了时，他们往往这样回避“在九十年代那是我们唯一能够谈论的东西，现在我们不需要再继续谈下去了。”

　　但是这种沉默还有其他一些让人难以原谅的原因。许多俄国人经历了苏联的解体并认为这是对他们自尊心的重大打击。他们现在觉得，也许旧的制度确实糟糕，但是至少那个时候他们是强大的。现在我们不强大了，我们不愿意再听到别人对它说三道四。就像谈论死去的人的缺点，太痛苦了。

　　还有些人仍然担心如果继续深入挖掘过去，谁知道还会发现别的什么东西来。俄国改造委员会的主席亚可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非常坦率的指出“社会对过去的罪行漠不关心，因为有太多的人直接参与了这些罪行。”苏维埃制度让数百万的民众成为犯罪行为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者和帮凶。虽然有许多是主动参加的，还有许多体面的人是被迫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他们的子孙并不总要记住让他们丢脸的往事。

　　但是对于缺乏公众辩论的最重要的解释并不是涉及年轻一代的恐惧或自卑情结或父辈罪行的残余。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今当政者的权力和地位，不仅是俄国，还有许多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或卫星国。在苏联解体10周年的2001年12月，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3个是被前共产党员所掌握，许多卫星国也一样。甚至在那些不是由共产党意识形态影响实际控制的国家，前共产党员及他们的子女或跟随者仍然是主导社会的学术界，新闻媒体，和商界精英。普京总统（Vladimir Putin）本人是从前的克格勃成员，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个Chekist，这个词曾经是来描述列宁在革命时期的政治政策的。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前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和缺乏对过去的讨论之间并不是巧合。说得明白一点，前共产党员在掩盖过去的罪行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过去的事情让他们蒙受耻辱，让他们受到损害，伤害他们声称要进行的改革，即使他们自己与过去的罪行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以给出太多太多的理由解释俄国为什么不建立国家纪念碑来纪念数百万的受害者，但是亚可夫列夫再次给出了最简洁一针见血的解释：“当我们---老一代人都死掉后，纪念碑就建起来了。”

　　这个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能正视，悔改和讨论共产党的历史就像一块石头压在许多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头上。关于老的“秘密档案”内容的风言风语继续让当今的政治局势陷入动荡，至少破坏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总理的政治地位。过去和共产主义老大哥达成的一些交易到现在仍然持续发酵产生影响。在很多地方，秘密警察机制---干部，设施，办公室---基本维持不变。偶尔发现的新的尸骨能一下子激起冲突和愤怒的火焰。

　　这个过去的包袱在俄国表现的尤其严重。俄国继承了苏维埃权力的全套装饰，和苏联的大国情结，苏联的军事设施，苏联的帝国目标。因而，俄国对政治后果的缺乏记忆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危害更大。以苏维埃祖国的名义，斯大林将车臣人（Chechen）驱逐流放到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荒原，其中一半人死在那里，本来是打算让剩下的人连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一起消失。50年后的今天，俄罗斯联邦军队故伎重演，开进车臣首都格罗兹尼（Grozny），在两次战争中屠杀了上万车臣平民。如果俄国人和俄国精英发自肺腑的，真心地记得斯大林对车臣人做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在1990年入侵车臣，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这样的行为简直就像战后的德国又一次入侵波兰西部一样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是很少俄国人这样看问题。而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有多么无知。这对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法制的建立和发展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再说的重一些，如果让旧政权的恶棍逍遥法外，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这听起来有点像启示录，但是在政治上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为了让大多数民众遵守公共秩序，警察不需要抓住所有时代的所有犯罪分子，但是他们需要抓住相当一部分。没有什么让犯罪分子看到可以逍遥法外，逃脱惩罚，嘲弄众人更容易鼓励无法无天的情况了。秘密警察继续拥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别墅，丰厚的养老金。而他们的受害者仍然贫穷，被人遗忘。对许多俄国人来说，好像是说你越和过去合作，你就越聪明。同样的，你如今欺骗的越多，撒谎越多，你就越聪明。

　　从更深层次上说，古拉格的一些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新的俄罗斯精英的态度和世界观中。老斯大林主义者把人分成两类一是享受所有权力的精英一是不值一提的“敌人”，现在的新俄罗斯精英则对自己同胞表现出傲慢与蔑视。除非那些精英不久认识到所有俄国公民的价值和重要性，尊重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俄国将最终逃脱不了成为当今的北方扎伊尔的命运，一个居住着贫穷不堪的农民和亿万富翁的政治精英的国度，这些权贵将资产存放在瑞士银行的金库中，跑道上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工程师在跑前跑后。

　　可悲的是，俄国对过去的缺乏兴趣剥夺了俄国人自己的英雄和恶棍。那些秘密反对斯大林的人物的名字，不管他们反抗的结果如何都应该让俄国人了解，就像在德国刺杀希特勒政变的参加者的名字一样。俄国幸存者文学的难以相信的宝库，那些讲述人性战胜苏维埃集中营可怕情景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阅读，更多的人引用。如果学生对这些英雄和故事了解的更多，他们就发现除了帝国的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有更多让他们引以自豪的俄罗斯的过去。

　　但是不能记住过去还有更多世俗的、实际的后果。比如，人们或许争论俄国不能正确看待过去也解释了他们对现在仍然在推行的某些形式的审查的无动于衷。秘密警察仍然猖獗，不过现在起了个新的名字叫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 或者FSB。大多数俄国人不怎么在乎FSB的能力打开邮件，监听电话，没有法院命令进入私宅等。

　　对过去缺乏敏感也能解释俄国为什么没有进行司法和监狱制度的改革。1998年，我曾经参观过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市的中央监狱，曾经是古拉格的主要城市监狱之一。这个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的城市监狱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当我走在石头建筑的大厅时，旁边是一声不吭的监狱看守，就好像我们回到了我曾经阅读过的古拉格回忆录录中。牢房狭小，里面空气污浊，墙壁潮湿，卫生条件极差。监狱长耸耸肩，说这都是因为没钱。走廊黑暗是因为电费太贵，囚犯等几个星期才能审判是因为法官待遇太差。我不同意这个解释。缺钱是个问题，但决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俄国的监狱仍然和斯大林时代的监狱一样，如果俄国的法庭和犯罪调查只是摆设，那部分是因为苏维埃的遗产不像忏悔意识悬在控制俄国刑事审判制度头上。过去的罪恶并不来打扰俄国的秘密警察，俄国的法官，俄国的政客，俄国的商界精英。

　　但是，当今俄国很少有人觉得过去是个负担，或是个责任。过去是个应该忘记的噩梦，或者是个不能当真的闲话。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静静地躺在一边等着下一代人打开。

　　西方记忆缺失

　　我们西方不明白发生在苏联和中欧的事情的重大价值当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那样深刻的影响。我们大学里对奇怪的“古拉格否认者”的宽容不会摧毁我们社会的道德构成。毕竟，冷战已经结束，西方的共产党已经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支持。

　　但是，如果我们不试图去记住过去的历史，对我们自己也能产生后果。其中之一是，我们对现在发生在前苏联的事情的理解将继续遭到我们对历史误解造成的歪曲。而且，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斯大林对车臣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是对车臣人犯下的严重罪行，那么不仅普京现在不能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决不能袖手旁观。苏联的垮台也不会像二战结束一样激励西方势力同等程度的动员。当纳粹德国最终倒台的时候，西方其他地方成立了北约和欧洲联盟---部分目的是防止德国再次脱离文明的“常态”。相反，直到2001年9月11日，西方国家才开始认真重新考虑他们后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然后有更强烈的动机和需要让俄国回到西方的文明中来。

　　但是最后，对外政策的后果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古拉格，迟早会发现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冷战？是因为疯狂的右翼政客吗？是与政客勾结的军事工业集团和中央情报局编造的整个事件强迫西欧和美国的两代人参与其中么？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困惑已经出现了。2002年，保守的英国《观察家》Spectator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认为冷战是“是有史以来最没有必要的冲突之一。”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也把冷战描述成为“四十年没有思想的战争，只是造成了五万亿美元债务。”

　　因而我们忘记了让我们动员起来的事情，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激情，长久以来让西方文明连结在一起的理想。我们忘记了我们坚决反对与之作战的罪恶。如果我们不能竭力记住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另一个20世纪极权统治政权的历史，最终西方会发现无法理解自己的过去，我们将不理解我们的世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不仅我们自己的历史，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忘记另一半欧洲的历史，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将会被歪曲。每一个20世纪的群众灾难都是独一无二的：古拉格（前苏联内务部劳改局），纳粹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柬埔寨革命，波黑战争等等。这些事件都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渊源，每一个事件都是在某个特定环境中产生，同样的环境将不再可能重复出现。只有我们贬损、摧毁、非人化自己同胞的能力在不断重复并将一再重复：我们要将邻居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看成虱子或臭虫或毒草，把我们的受害者重新塑造成低等的，少量的，恶棍只配关禁闭，驱逐或枪毙。

　　我们越是能够理解别的社会是如何将他们的邻居或同胞从人变成物品，我们对导致大迫害和大屠杀的具体情况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明白我们人类本身的丑恶的一面。极权哲学曾经而且将继续对众多人有强烈的吸引力。正如德国犹太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说的，摧毁“典型的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者最根本的目标。我们需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回忆，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一个迷，一个解释。没有了这些，总有一天醒来会发现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了。

作者：Anne Applebaum 著；吴万伟 译
The Gulag: Lest We Forget

为何新华社报道如此及时和精彩？

2008年9月25日新华网刊登了记者吴登峰、梅世雄、王玉山的报导《太平洋上夜未眠，神七飞船第30圈控测记》，可是当时神七飞船尚未发射，记者怎么可能看到神七飞船在围绕地球第30圈时控制船上所发生的事情呢？这显然是假造的新闻报导。关于神七飞船的假新闻报导，使笔者回想起1989年在德国多德蒙特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的中国记者的假新闻报导。这是笔者亲身所经历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1989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德国多德蒙特市举行。多德蒙特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这里诞生，1959年容国团在多德蒙特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获男子世界冠军。那时中国乒乓球男队正面临欧洲弧圈球的巨大挑战，特别是瑞典队、苏联队等。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主力队员是江嘉良、陈龙灿、滕毅等，而瑞典队有瓦尔德内、彼德森等。
来参加比赛的除中国国家队几十人之外，还有国家体委和各省市体委组织的各地教练员参观团；各电视台、电台、报纸派来的记者，中国记者一共有八十多人，是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报导的最大记者团队。再就是在国外当教练、或者生活在国外的老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如蔡振华、谢赛克等。总之，比赛场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脸。

当时笔者正在多德蒙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报名到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义工--担任球队的陪同。记得那天是星期六，是男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对苏联队。胜了这场球，中国队将和瑞典队争夺世界冠军。但是那天的半决赛并没有吸引中国的八十多名记者，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的是星期六的跳蚤市场。多德蒙特市的跳蚤市场一个星期举办一次，星期六上午9点到下午1点。体育馆在城市的南边，跳蚤市场在城市的北边。也许是这场半决赛对于中国记者来说是有惊无险，他们认为不会爆出震惊的消息；也许作为记者的任务只是把比赛结果及时发给报社；也许逛跳蚤市场也是了解当地民情风俗的重要内容。

中午时分，这些中国记者拎着大包小包来到城市中心的一家中国饭店，当时买的最多的是皮大衣、皮裙等。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这家中国饭店是中国人碰面的中心。饭店的老板是上海人，和当时中国国家队的负责人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都是所谓的老乡，在比赛之前还组织接待了中国国家队。记者们在这里吃了饭，然后把大包小包委托给饭店的老板看管，就匆匆忙忙地赶到体育馆去看比赛。晚上还有女子团体决赛呢。

当时笔者问一位记者，乒乓球比赛报导的事怎么办。他说没关系，先到大会组织委员会看一下比赛的结果，抄录一下大小比分，然后再主动发挥一下。现在想起来，他们也许和神七飞船的报导一样，比赛还没有开始，他们在星期四、星期五就已经把比赛的报导写好了。等到从跳蚤市场回来，在把具体的参赛人员和比赛结果填入，这样就可以向国内发稿了。几天之后，笔者在大学图书馆的中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中国队如何大战苏联队的“详细”而 “精彩”的报导：马祖科夫的反手弧圈球如何了得，江嘉良、陈龙灿如何擒龙伏虎等等。读这些报导时，总觉得把一只苍蝇吃了进去，咽在食道中，吐又吐不出来。

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多德蒙特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失去了男子团体冠军的宝座，之后又失去了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冠军的宝座。中国乒乓球男队主力队员江嘉良成为中国记者攻击的主要对象，因为他在比赛中不服裁判员的裁决，把球拍扔在地上表示抗议。为了这件事，中国驻国使馆专门派官员前来处理。江嘉良在中国记者的笔下是既输球又输人。多德蒙特成为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滑铁泸。回国之后，中国乒乓球男队实行全面改组，这是后话。

虽然这件事情距离今天已经有近二十年，但是中国假新闻报导依然是层出不穷，趋势是越来越多。在中国，没有人把假新闻报导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联系起来，把假新闻报导和社会道德联系起来。新闻的意义在于向民众和决策者提供信息，而真实的信息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一个冲满假信息的社会，绝不可能有正确的决策。

说实在的，笔者是个体育迷，过去特别爱看关于体育比赛，比如乒乓球、篮球、足球、排球比赛的报导。从那天之后，笔者就再也不看中国报刊杂志关于体育比赛的报导。一看到这些报导，笔者都会想起来自跳蚤市场的体育比赛的报导。笔者现在只看体育比赛的结果。因为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体育比赛的结果还是真实的。

摘自——王维洛：来自跳蚤市场的体育比赛的报导 —也谈中国假新闻报导

温斯顿·丘吉尔

邱吉尔首相，在这一天，暨1940年6月18日，发表了著名的“最光荣的时刻”演讲。下面摘自讲话：

“法国的战役已经结束。不列颠之战即将开始。这个战役关系到基督教文化的生存，关系到我们英国人的生活，也关系到我们的一切典章制度和大英帝国的长久延续。敌人很快就会发动其一切淫威和力量来对付我们。希特勒明白，他必须在本岛上打垮我们，否则就会失去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能抵挡住他，整个欧洲就可以自由，全世界的人就可以向前走进宽广辽阔、阳光普照的境界。但是，如果我们战败，那么，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我们过去所知所爱的一切，都会掉进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 这个黑暗时代，由于出现了反常的科学，会更加邪恶，或许历时更久。所以我们要振作精神负起责任，做出英勇的表现； 如果大英帝国及其联邦能延续千年，那时还会有人说，‘这就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

繁体中文【第二次大战回忆录】 作者 温斯顿·丘吉尔
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Winston Churchill.zip

庸俗是一种罪恶

庸俗是一种罪恶──读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文◎杨照

一九一八年十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民，在基尔(Kiel)发动了革命。短短六天之间，革命行动快速蔓延到布莱梅、莱比锡、慕尼黑以及柏林。听到消息的德皇，没等到革命行动逼近，就慌忙宣布退位逃走了。
革命群众攻进了皇宫，一阵打砸抢之后又撤离了。该年十二月，凯斯勒(Harry Kessler)进入狼籍一片的皇宫，还到了皇后的寝室。凯斯勒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景象，不只是被暴民敲得粉碎的门窗和家具，而是皇后寝室里原本就有的种种收藏、装饰。
墙上挂着的，是宣扬爱国主题的画作，旁边有俗丽金亮的武士甲衣、勋章以及杂七杂八的纪念品。凯斯勒固然惊讶革命群众的粗暴，不过他更感慨皇室的庸俗。
在日记里，凯斯勒写着：“在这种氛围里诞生了世界大战，或者是德皇对世界大战应当背负的罪咎，对这些破坏，我没有一点可惜的感觉，只有厌恶，因为我想到这样的世界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地，这个恶俗的世界继续以不同形式存在，无所不在。”

凯斯勒是个典型十九世纪式的欧洲人。他身上流着复杂、多国籍的血液，在巴黎出生，十二岁时从法国转学到英国的菁英贵族中学(他只差一学期就跟邱吉尔同班)，然后又去德国汉堡受了最好的高中教育。他的父亲死后，留下了丰裕的余产，让凯斯勒不仅衣食无虞，而且还能慷慨地赞助各式各样艺术家创作。
二十世纪初期欧洲重要的诗人、作家、画家、剧作家、音乐家，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凯斯勒。他的朋友里，还有一位科学家，那就是爱因斯坦。凯斯勒自己说他不懂物理，无法用理智理解“相对论”，只能感性地领悟“相对论”大概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有一回，爱因斯坦到他家中深谈，当天的日记中，凯斯勒记录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说明，几乎毫无错误，而且明白透彻。爱因斯坦还对凯斯勒表达了不能同意世人拿他的成就与哥白尼相提并论，因为“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王座上赶下来，改变了人对自身的看法。我只是发现了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不曾改变人对自身的任何了解。”
凯斯勒是德国文化的崇拜者，自认为是个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已经四十六岁了，他还自动请缨上战场，在前线炮火中实际度过了两年光阴。然而之后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接着大逆转成为一位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凯斯勒转变的关键，应该就在于他实在舍不得文明的成就，以及创造这些成就的优秀人才，就这样葬送在战争里罢。一个懂得欣赏艺术，能够分辨艺术品好坏的人，怎么能不珍惜创造艺术的人呢？可是战争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后来，参战各国都疯狂动员去守壕沟战线，管你有什么才气、管你会写足以改变文学史的小说，还是能否开创美学新纪元的绘画作品，在战争的眼里，你只是一个填补壕沟空缺，最终难免命丧战场的动员人力而已。
从自己这种转折经验出发，凯斯勒才对德皇的庸俗，赋予了那么重的意义。当他说：“在这里氛围里诞生了......德皇对世界大战应当背负的罪咎”时，他想的应该是：一个不懂得欣赏人类文明精华，无从明了文明成就之难得与可贵的领导人，才会愿意发动战争，而且为了追求战争的胜利，愿意投注所有资源，付出任何代价。在他们眼中，没有比战争更有意义的事，没有比国家更高的价值。
将国家看得那么重要，把文化艺术看得那么轻，这种态度正源于庸俗。庸俗的人眼中看去的世界是平板的，没有好没有坏，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被牺牲被毁坏的。如果德皇及其家人能够欣赏的，就只是那些庸俗廉价的东西，那么最糟的废墟里，还是能随便找个人制造出来啊！

顺着凯斯勒的逻辑，我们可以继续想下去：如果德皇和凯斯勒一样，明了梵谷、雷诺及塞尚、易卜生、左拉、罗丹、萧伯纳、普鲁斯特的价值，明了这些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独特性、唯一性，他还会舍得让战争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或摧毁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吗？
在德皇及其家中的眼中，显然分辨不出梵谷的画，与那些宣传国家荣光、大量制造的画，有什么价值上的差别。这就是庸俗，这就是庸俗最大的罪恶。

了不起的德国记者、史家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书中比较过两位具有群众魅力的德国政治人物，拉特努(Walther Rathenau)和希特勒：
“拉特努与希特勒位于现象的极端，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极致：前者所凭藉的是令人仰之弥高的文化素养，后者所凭藉的则是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前者来自于深邃的精神领域，集三千年的文化及欧亚两大洲于一身。后者则来自一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屯聚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所组合而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窜升。”
不幸的是，拉特努遭到暗杀，希特勒却升起成了独裁者。希特勒所依恃攫取群众想像的，其实也是庸俗，以及庸俗者对他们不能领略的文化成就的嫉妒与仇恨。因为庸俗，所以看不见什么值得珍惜的；又因为嫉妒与仇恨，所以破坏起来格外起劲。

庸俗可以这么可怕。哈夫纳又说：“群众的心理反应其实与小孩子并无太大差异。......若想让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就必须先将其层次降低到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地步。”“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儿童对政治的反应绝对是值得注意的──‘连每个小孩都晓得的事情’，这通常就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第五元素’，也就是其真正的精髓所在。”
儿童的特色，其实不在他们知道什么，而在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的很多。他们不知道梵谷的画，与俗丽的房屋广告，有什么差别。他们不知道莎士比亚的作品，与粗制滥造的罗曼史小说，有什么差别。在这点上，儿童与庸俗者是一致的，野心家将自己化身为幼稚的儿童与庸俗者的代言人，以此取得权力，不是建设的权力，因为人们也不明白要建设什么，而是破坏的权力，因为他们本来就无法珍惜。
不只是第一次大战，就连德国纳粹以及他们发动的第二次大战，其罪咎源头，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庸俗。一个日益被庸俗包围的社会，也许可以多看看这段历史，有点警惕吧！

沉默的人没有权利喊痛求救
“在宋特霍芬（Sonthofen），被炸毁了没有重建的房子，我特别记得两栋。一栋是火车站，房子的主要部分被拿来当作推放东西，大卷大卷的电线、电报杆等等。旁边留有屋顶的一翼，则被拿来当作音乐学校的教室。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冬天时，看着那些音乐学校的学生，每天晚上在废墟堆中被灯光照亮的房间里，他们努力拉着擦过中提琴、大提琴琴弦的弓，仿佛像是坐在一张木筏上，逐渐地滑进黑暗里。
“还有一栋建筑物是在新教教堂旁边的一座世纪之交盖起来的别墅。除了围着庭园的铸铁栏杆和地窖之外，其他什么都没留下。到五○年代，那块土地完全被植物给占满了，其中还有几棵意外躲过大灾难的树，长得茂盛美丽。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在那块意外出现在镇中央的野地上，玩一整个下午。我记得我总是害怕走下往地窖去的台阶。闻着潮湿、败坏的气息，我觉得我会一不小心就踢到动物或人的尸体。”
二○○一年不幸因车祸逝世的德国作家塞伯德（W. G. Sebald）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着。他回忆的是五○年代的德国城市，虽然他在的城市是宋特霍芬，不过他知道，许许多多战后成长的德国人，都有过同样凝视废墟，在镇中央野地里冒险的经验。
一九四四年、四五年，德国空军失去了原本近乎绝对的空中优势，美国参战，将大量物资与武器送到英国，于是曾经饱受德国人轰炸伦敦之苦的英国人，反过来频繁出动战机，袭击德国城市。
数字看起来，非常吓人。在那两年内，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境内投下了将近一百万吨的炸弹。德国境内有一百三十一个城市受到空袭破坏，其中有许多成是反覆遭到空袭，几乎被夷为平地。
空袭中造成六十万德国平民丧生。三百五十万栋建筑毁于空袭。空袭破坏最严重的两个城市，科隆和德勒斯登，倒下来的房字远比还站着的多。轰炸造成的废石废土，仿佛怎么也运不完。据统计，科隆的每一个居民，可以分到三十一立方公尺的废石废土；德勒斯登更惨，平均每个人分到四十二立方公尺的废石废土。
这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巨大、最彻底、最恐怖的大破坏。然而却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大破坏，最少为人记得、为人提及的一场。
几乎每个战时住过伦敦的人，都写过伦敦遭到空袭的回忆。灯光管制，窗户上贴满的黑纸或密不透气的黑窗帘。午夜时分，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随着而来高射炮的声音，以及炸弹从飞机上落下在街道房子上爆炸的声音。防空洞里紧张又无聊的时光。还有，空袭结束后，面对破坏现实的无奈情绪。
这些，变成了二次世界大战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份。可是相对的，我们却很难找到德国人对大轰炸的回忆。没有火光，没有巨大的声响，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没有，只有沉默。
少数一些留下来的照片，我们看到德国人一群群走过空袭后的废墟，面无表情，没有伤悲也没有愤怒，没有表情地推拉着板车，运送仅有的一点残余财产。都是这样。安安静静地离开被彻底毁坏了的家乡，想办法找一个地方，再重新来过。
事实上，整个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处在这样的心情里。安安静静，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能说，埋着头，将废石废土运走，清出土地来，重新盖上房屋与街道，好像那大破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只留下一些角落，塞伯德看到的车站和野地，让后代子孙疑惑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搬到美国去的德国作家冯内果，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沉默，所以才以德勒斯登大轰炸为主题，写了“第五号屠宰场”。“第五号屠宰场”成就了一不介于现实与魔幻之间，夸张与低调之间的文学杰作，然而却无从真正打破德国人的沉默。
讲到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破坏，绝大部分的人想到的是，那投掷在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因而取得了非常奇特的地位。他们一方面是发动战争、屠杀侵略国子民的凶手，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是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做为凶手，日本人跟历史上其他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反而是在当受害者这事情上，他们取得了特殊地位。日本人是唯一受过原子弹残害的国家，原子弹爆炸的刹时间，几万人同时化为烟尘，不只丧失生命，而且尸骨无存。一时的幸存者，还要受核辐射的长期毒害，甚至生出畸形后代，遗害子孙。
原爆使得日本人得以对战争发言。他们不是为自己发言，而是普遍地以原子弹受害者身份发言。日本人受到的恐怖残害，提醒了世人，原子弹的非人性毁灭本质，才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敢随便造次。这的确是日本人对世界产生的贡献，尽管这贡献不是他们选择的，却没有人能否认。
日本人的发言，更对比衬托出德国人的沉默。德国受到的轰炸破坏，其程度还高过日本。可是德国人不只是对战胜国，英国美国，绝口不提他们所受的苦难，就连对自己人，他们都不说，而且人人心照不宣，是沉默为当然。
沉默代表深深的罪咎反省。毕竟，德国人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这笔帐太庞大了，在六百万数字之前，六十万死于空袭的德国人，变得轻如鸿毛，不值一提了。德国人保持沉默，因为害怕一提起自己的伤亡，人家反而会更气愤追究他们犯下的屠杀罪行。
这是一般对德国人沉默心情的理解。
不过，读了中文版刚刚出版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我们却会有深一层不同的理解。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的这本书，是在纳粹统治期间，第一时间的现场记录，意外地保留了几十年，到二十一世纪才还原出版。哈夫纳记录了他对纳粹、尤其是希特勒的不满与鄙视之外，整本书还忠实描述了当时德国社会，对纳粹与希特勒所作所为，刻意沉默，没有批判没有反对的情况。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特别强调“一个人”，因为哈夫纳感受着强烈的孤独。周围的人那么容易就被没有道理没有品味的纳粹给收买、给胁迫了，他们纷纷选择沉默来应对纳粹，只剩下哈夫纳“一个人”坚决地要跟纳粹周旋到底。
保持沉默不反对不反抗的人，都赞成都支持纳粹吗？不是，多少人跟哈夫纳一样，清楚明白纳粹的“不对劲”，可是他们决定隐藏、掩饰自己“不对劲”的感觉。
在那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是让纳粹取得政权的最大助力。在那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的德国人，面对战争造成的大破坏、大废墟，于是，也只能同样保持沉默了。前面的沉默，才是真正取消了他们战后面对世界发言勇气与权利的因素。
在“不对劲”的社会里，选择沉默，是件可怕的事。别以为沉默就可以没有责任。沉默只会使你在后来受到伤害，甚至受到空前最大伤害时，都失去了向世界喊痛与求救的权利

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

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

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年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代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出席本次会议。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中心全权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

基于对自身优势及对需求的客观判断，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率先投入到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中来，被臻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及有机农业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对已经加入到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中的企业中心还定期的进行评估考核及相关的认证，帮助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对加入国家机关特供体系之后没有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及对特供体系的承诺标准进行生产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目前，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基地等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均已经成为中心重点培养和采购的原材料基地。

我们臻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 “安全性”和“营养性”。当前最为安全的食品当属有机食品，用返朴归真这四个字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大家都知道目前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则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这些成分残留在最终产品（各类蔬菜、肉类、奶制品）中，人食用了这些产品后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再说“营养性”。有机食品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天然营养成分，因此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含有更丰富的食物纤维、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为了保证特供产品的营养性，对每一入选产品都有详实的数据纪录，这些数据则是通过国家食品检测中心和绿色食品检测中心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得来的。

为满足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健康需求，我们将保健食品列为一个新的特供品种。保健食品是介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特殊食品，其要求更高于其它有机食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格外的慎重。在“安全性”方面要求产品组方理论科学、有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和专家安全性论证，产品必须经过动物安全实验，并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工艺上要求先进、完善，原料及辅助材料安全可靠无污染，不得含有任何激素或化学成分，同时对原料供应商的产地证明及其相关质量认证材料进行审核，特别要求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是通过国家GPM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企业；除了“安全性”，入选保健食品必须具有显著的功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求入选产品必须通过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功能实验论证以及人体功能实验，要求有权威专家论证和综合评述。此外，我们还要对该产品的市场美誉度和满意度进行大量调研，最后由我们的专家团综合各项数据给予评定。

为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臻选特供保健食品工作是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机食品特供中心、中安质环认证中心两家权威部门承担，在全国范围内上千种保健食品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调查和审核程序。从安全、功效、售后服务、外观造型、用户口碑、质量管理体系六大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覆盖全面的调查项目，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通过六个方面的综合评定，历时半年，“科尔益康胶囊”、“金多莱壳寡糖复合胶囊”最终获选。

在此，我代表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对山东科尔公司表示由衷的祝贺。

原址链接：http://www.krbio-cn.com/html/200709/17/20070917161842.htm已被删除

缓存链接：http://72.14.205.104/search?q=cache:l3SIaGtB540J:www.krbio-cn.com/html/200709/17/20070917161842.htm+http://www.krbio-cn.com/html/200709/17/20070917161842.htm&hl=en&ct=clnk&cd=1&gl=us

自我喝彩的金牌第一

作者: 思芦 自我喝彩的金牌第一

北京奥运会火炬熄灭，大幕落下。盘点北京奥运会，令国人欣喜若狂的是，中国挟东道主优势，首次在金牌排行榜领先，超过了体育强国美国。其实中国的金牌总数迟早会超过美国的。因为这是精英体育和全民体育的竞争；举国体制和民间体制的竞争；精确计算和漫不经心的竞争；军事体育和业余体育的竞争。只不过2008年中国借东道主之便，提早实现罢了。

中国有个金牌工程，就是瞄准中国有可能拿金牌的奥运会项目，重点投资。这些项目多是一些在西方生活中不普及的体育项目，比如举重，射击等等。还有一些东德和前苏联的传统领先项目，由于东德和前苏联的举国军事体育制度瓦解，他们的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比如体操和跳水。所以中国择对手弱项而攻之，处心积虑。而老美依旧漫不经心，只捡自己喜欢的玩。虽然是体育强国，在奥运金牌数目上被中国赶上显然只是早晚的事。

这种不是基于全民体育的金牌目标，只能放在别人的弱项上。所以在金牌的质量上，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这次奥运会中，中国的金牌的数目有显著增加，但质量却有所下降。即使国人也认为在不同项目的金牌含金量也是不一样的。刘翔的金牌显然被国人认为高于其他金牌，所以雅典奥运后刘翔的名气远高于其他金牌获得者。刘翔的退赛也对国人打击特重。

在最具观赏性，最普及的项目中，中国的金牌仍然很少。前半程的风头被菲尔普斯抢尽。后半程田径的风头是博尔格的。在这两大项中中国的戏很少，田径的金牌更是零。成绩不如雅典奥运会。好不容易有个体操，但是又被年龄造假问题困扰。让世人怀疑中国金牌的纯度。三大球中（篮足排，沙排）8块金牌，美国拿了5块金牌，比上届奥运成绩好很多。而中国总体水平却有所下降。

国内有人发短信说：“蹦床包揽两枚金牌，乒乓球包揽男女单项。中国人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足球上不行、我们田径场上不行、我们游泳池里不行，但我们床上行，并且男女都行 ! 我们的大球不行，我们的小球行，并且男女都行 ! 我们能举（重）能射（击）。所以我们是人口大国。”

中国处心积虑，举国家之力，砸下了大把的银子，实现了金牌第一的目标后。除了满足了国人的自尊心之外，还有什么用处？海市蜃楼在远处看上去很美，走近之后却什么都不是。西方有个白象的典故：古代暹罗国所产的大象多是灰色的。白色的象非常稀少，被尊为国宝，作为国运昌盛的吉祥之兆。白象受到保护，不能宰杀，不能用于劳动。但饲养起来的耗费却十分庞大。如果暹罗国王对哪个臣下不满就送他一头白象，导致受赠者花费巨款供养白象，苦不堪言，家道很快衰落。所以白象在英语中指昂贵而无实用的东西。2004年时据说中国的金牌的代价是每块6亿元人民币。中国在金牌上的国家投入虽然不会导致国家破产，但是势必消弱教育的投入和全民体育方面的投资。

东德和前苏联都曾经在金牌数上超过美国。它们的金牌强盛时期却正是国力的衰败时期。也是全民体育的不振时期。最后结局是挂满金牌的东德被金牌寥寥的西德所统一。金牌赫赫的前苏联也不复存在。

中国的体育队都是为奥运金牌而设。垒球在中国很不普及。所有打过垒球的人加起来也就是几千人。但因为女垒以前是奥运项目，中国就成立了女垒队。女垒队曾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银牌。但因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不设垒球项目，中国女垒队在本北京奥运会后即将解散，15名队员前途茫然。

以金牌为目标导致拜金倾向。竞技体育中金银铜牌是 有差别的，但这个差别在美国人眼里只是成色，在中国的差别就是天上地下。美国队员的参赛目标常常是笼统的奖牌，而中国的参赛目标明确就是金牌，得到银牌和铜牌的感觉就像是失败。

国内有媒体质疑美国多数媒体按奖牌总数排列国家名次是因为美国金牌少于中国，而在奖牌总数上领先的缘故。其实美国多数媒体在前几届奥运会上也是这么排列的，尽管那时美国在金牌总数上也是第一。我想区别还是在文化上。奥林匹克精神是重在参与。奖牌总数更说明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菲尔普斯在100米蝶泳的金牌与查维奇的银牌只有0.01秒的差别。他们的实力应该是相当的。得金得银有时只是一个机会的问题。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国内媒体的拜金倾向十分明显，对金牌得主蜂拥而上，得到银牌则乏人问经。射击老将谭宗亮在50公尺手枪慢射得到铜牌，记者质疑他“有愧祖国”。朱启南得到银牌，记者愤愤不平的责难：“为什么只得了一个银牌，为什么没发挥好，你是怎么想的？”雅典奥运会后，回国时金牌得主坐头等舱，得银铜牌的只能往后去坐普通舱。这种不认英雄，只看金牌的做法，只能说是势利。

所以中国的奖牌分布很奇怪，金牌奇多。银，铜牌却比金牌少得多。而且历来如此。而其他国家的金银铜分布都很均匀。这种奇怪分布除了反映中国在夺取金牌目标上用精确的计算使用资源外，也表现了拜金倾向对运动员的影响。

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纳粹德国做为东道主，第一次超越了美国，拿了奖牌总数第一。三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人们提起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早已经忘记德国奖牌数第一的辉煌，只是记得这是纳粹德国自我宣传的奥运会。也只记得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运动员鲁兹•朗不顾希特勒的阻止，帮助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斯夺得金牌的奥运精神。

同样，我相信若干年之后，人们再想起北京奥运会，记起的不是中国的金牌总数第一，而是菲尔普斯的八金记录，博尔特的百米神速。也许还有中国体操运动员年龄的纠纷。

中国很在意金牌数超越美国，以此为骄傲，觉得这件事是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神气起来。可惜的是这件让我们洋洋自得的事，老美都不怎么在意。据我所知，很多普通美国人都不关心奥运金牌排行，他们看奥运关注的是比赛的精彩。这场金牌总数竞赛，只是我们自己再玩。人家在玩体育，奥运金牌只是搂草逮兔子－捎带的。

也许，中国的金牌第一，会让世界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像前苏联和东德一样的金牌大国。

论所谓“中国政府”实质是“伪共官府”

作者：草虾

[中国政府]是现代华语的常用词汇，是臭名昭著的[央视]嘴边的招牌，似乎代表着[奉天承运]的道统。它有两个作用：在国际表示它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力，在国内它表示自己是受到国际承认的不可推翻的合法权力。一切的罪恶，都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加以包装。然而，它只是中国大陆的宣传机器及其海外代理们挖空心思加以推销的一个招牌而已。政治上它是僭伪的“伪共”，事实上是握有霸权的“官府”，所以它应该被我们称为“伪共官府”。


[1]建国思想的颠覆

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合法政权，那么它的建国依据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母版则是抗日胜利之后1945年在重庆制定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其中规定了“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非国防必要不得调用军队，国家并应以法律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当时为了反抗蒋中正的军事独裁一党专政，中国民主同盟与赤俄帝国主义扶持的共产党结成同盟，妥协达成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其第1章总纲前3条政治军事经济，第4、5、6条是公民权利，第2章是政权机关，即先有公民，后有政权，体现了“民贵君轻”的建国思想，符合华夏文化传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噪君；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所以1949建国之时，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共产党，最高检察长=罗荣桓元帅/共产党；司法部长=史良/中国民主同盟，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民主同盟。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时的政治制度是：1，两党制：共产党和民主同盟；2，司法制衡制：逮捕和检察两权由共产党掌握，司法和审判两权则由民主同盟掌握。

但是，共产党很快在1954年，强加给全国人民其一党包办的《宪法》，把第1章总纲篡改为20条共产主义废话，第2章连篇累牍的全国人大、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第3章第85条之后才是公民，结构是先有政权衙门后有公民权利，建国思想被篡改为“君重民轻”。所以说，可能具有合法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就被颠覆了。


[2]没有中国，只有伪共

从1949年之后，以宪政为宗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流亡台湾，所谓“中国”就成了共产国际的殖民地，代理人就是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它尊称共产国际的魔王斯大林为敬爱的慈父，一方面把中国人民的血肉之躯投入韩战，捍卫共产国际的疆土，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的疆土割让给赤俄、印度、缅甸等国，把南洋华侨的生命财产牺牲给印尼等国，以此换取国际承认。特别是当代，从中国人民头上扎取的血汗钱已经变成贪官外逃的资本。中国是共产党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是亡国奴。

所谓“中国”一词，其含义的演变从满清废帝光绪幻想的“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字是华夏文化当中一个美好的和平的概念，“中庸之道”的“中央之国”，王道乐土的泱泱大国。古人说“不偏不倚谓之中，不左不右谓之庸”。

所谓“中国共产党”，它不是中国本土的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由“赤色国际”在中国豢养扶持的所谓“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它偏纵那些暴戾贪婪的痞子，依靠赤俄帝国主义，忽而极左“阶级斗争为纲”、忽而极右“唯生产力论”，哪里配称这个“中”字？是个“伪”中。总是它共你的产，你不能共它的产，所以是伪共产党；华夏历史的开端是“国人暴动，周召共和”，有两个政党才叫做共和国呵，但是与共产党一起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民主同盟，整体被消灭，剩下一个伪共和国。伪共产党的伪共和国，所以是个[伪共]。


[3]伪装政府的官府

我们知道，现代华语中的[政府]一词是不正确的。英文中叫做[Government],词元Govern意思就是管理、管制、管治，首长叫做Governer，官吏、管理者、管治者、管制者，他的办事机构叫做Government,官府，因为它有权使用暴力，强迫社会事务运行在它的“管子”里。细的叫做“管子”=管治，粗的叫做“筒子”=统治。所以，文明国家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官吏或者官府，无需伪装成什么人民公仆或者人民政府。

政府是什么意思呢？奥妙不在于“政制”，而在于“政”=正文，暗示人们的潜意识，它总是发出正确的文件，作为执法的依据，所以它总是正确的，总是符合历史方向，总是代表最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反对或者反抗它的“政”，就是违背历史潮流和国民利益。于是，人们的潜意识里就是，不能反对或者反抗政府。其实呢，它就是枪杆子支撑下的狗官，不管它的合法性来源如何，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地使用暴力的官府，何必谎称为“政府”呢？

这个所谓的“人民政府”，实质是“狗官衙门”，核心是它的“党委书记”。我们看伪共的各级组织，地方的党委书记，是各级军区的第一政委，首先要满足军中政客的贪欲，才能获得枪杆子的拥护；然后是各级人大常委会[议会、立法会]的主席，不管是否法盲，都能凌驾于立法会议之上。各级政府的首长[省长、市长、县长]要听命于党委书记，即，首长是书记的管家狗，首长领导的“政府”只是书记的办事机构，书记们的吃喝拉撒包二奶等等，都成了“政府公务”。


[4]狗官奴才=人民代表？

这个伪共，伪称它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其实就是若干个“狗官奴才小组”。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按照惯例，比如江苏省，党的省委书记是全国党代会的本省代表团团长兼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是全国人代会的本省代表团团长。按照行省制度，地方的省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地方的省长与中央的部长可以平调。那么，由本届中央政府的地方省长率领各省的一些人，来组成国会[全国人代会]选举下一届中央政府，岂不荒唐？

事实是，在国会召开之前半年，中央政府就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把各自派别的奴才空降或者调动到各省担任省长，然后作为该省的国会代表团团长，进京表演一致通过。各省代表团包括各市分团，例如常州分团，也就是下属县级市的市长作为代表了。我们可以网上回忆三代，什么时候选过代表？什么时候有代表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有意见找哪个代表进言？

所谓大会，应该是一个人的发言可以让所有的与会者听到，但是赤那大陆的国会，则是颇具赤那特色的小组会，所谓大会，只有几个党国领导人在台上大放厥词，剧本之外的发言，则可以在各省的小组会当中，或者行业性的小组会当中。谁想有所微词，影响力顶多在小组之内，而且很快遭到围歼，官话叫做“教育帮助”。所以即使有哪个国会代表想要呼吁民命，声音还没传出本小组就被灭了，大会堂上永远是“一致通过”。所以它的实质是，用分组的狗官奴才冒充全体的人民代表，伪造一个最高权力来源。


[5]中央伪共，地方匪共

现在，伪共越来越剧烈地发作它孕蓄已久的“党格分裂症”，也就是李玫瑾教授所说的“双面党生”，何解？叫做“中央伪共，地方匪共”。因为伪共官府的所有狗官，都是要捞钱的，中国传统特色的“刮地皮”。当大官的不能到处伸手从各级财政的油锅里捞钱，总要使用“钱耙子”，就是他们的商务代理，采用批项目做生意的方式，让信得过的奸商从国家投资项目或者国家配额市场当中捞钱。然后呢，狗官们总有各种理由，比如儿子要上学，老娘要过生日，老婆要开店，二奶要置房，小姨子要治病...，嘴巴一努，奸商们就会意了，孝敬银子，拨付外汇。

这样呢，狗官的级别地位越高，越蠢，以为是自己的德高望重讲义气，帮了几个商业朋友或者地方官员朋友的忙，所以才有人家送银票，却不知道，具体Case里面，都是油锅里捞钱，每个项目都要侵犯公众的利益。为你官老爷捞钱的商人，它难道是学雷锋？为你担了捞钱的风险，它自己为什么不捞？为你捞一万，它自己就要捞十万，出了纰漏你罩着兜着。所以，高级的狗官其实是被低级狗官或者奸商玩弄于股掌当中，是坐在火炉上的。小官小商随时能远遁，你一个省长部长不能忽然失踪呵？总要出入国家场合或者国际场合是不是呵？

所以，中央官府的狗官，好歹要讲点面皮，屁股底下烤火或者脸上烤火也要忍着，或者不耐寂寞干脆搞些更为热闹的，显得伟大光荣，例如奥运啦世博啦，反正都是醉生梦死，索性痛快一点荣耀一点。但是下级狗官或者奸商，都是远离庙堂久逃江湖，哪里是煞笔？当然知道总有一天自己的保护伞会被风卷走，所以乘着靠山没倒，加紧狠捞猛捞。


[6]伪共官府在联合国的僭伪席位

伪共官府在国际场合吃得开，是由于赤色国际与文明国家的冷战造成的。美欧文明国家为了分化瓦解赤色国际，为了打击赤俄而拉拢伪共，于是牺牲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让赤那共产党僭伪一时，或许还有鼓励流氓变成绅士的意图。但是，伪共所窃据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不代表它的合法性。

因为，它的权力始终未经华夏大陆人民的选举产生，它的武力强暴只是暂时的，正如强奸犯不能成为一个女人的前夫留下的孩子们的父亲。五星朱旗标志着强盗权柄的金星荣耀与中国人民的血泊。无论伪共用民脂民膏去购买多少“国际承认”，割让国土给邻国、牺牲华侨利益、支援亚非拉、重金贿买洋人出席奥运...，这些预算都未经国民授权。赤俄扶持的伪共窃据的联合国席位，只代表国际政治的权宜性，永远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联合国大会于1948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于1966年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称A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通称为B公约]。《宣言》及两个《公约》合称为《国际人权宪章》，它们才是检验一个官府的合法性的唯一标准。


[7]伪共官府及其霸权，即将灭亡

伪共的政治逻辑是，它曾经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结果，所以它能永远代表一切，不需要再次选择了，所以不允许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甚至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选择自己的朋友。这表明它毫不掩饰它自己是一个赤裸裸的霸权。特别是眼下的赤色奥运，招待100多国元首的国宴，由伪共常委九头鸟分设九桌，党的宣传书记李长春、纪检书记贺国强、政法书记周永康等没有任何合法的国家职衔，竟然也敢凌驾于各国元首之上，最后的疯狂如此！

它能否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政府”，不是由它自己说了算了，也不是由它所贿买的国际政客说了算了，而要由这片国土上的居民投票认可的。德国法西斯政权、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伊拉克萨达木政权，都曾经是获得国际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下场又如何呢？

从1989之后的《废都》，到2006的《夜宴》，这类颓废文学的盛行，都表明了它所劫踞的国土上的民意，都懂得它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幽灵。从奥运夜宴，直至明年的建国60大庆，是它死亡之前的痛苦挣扎而已，是它最后的下场程序而已。


[8]民权志士怎么说？

所谓“中国政府”是很有欺骗性的，例如三月藏暴，汉人们误以为它代表着国家利益和汉人的利益，结果它得意洋洋的用它的暴行，加剧了藏人对汉人的仇恨；四月赤潮，它的赤卫队在全球张扬五星朱旗以为爱国，结果让文明国家的国民普遍鄙视华人；五月震殇，很多民权志士因为它是一个“现实的政府”而与之停战、与之妥协、为之捐款，结果它只有1%的官员作秀救灾，99%的官员都在各地忙于迫害人权、阻挠救灾甚至鲸吞钱物；法拉盛事件，也是因为它挑动海外华人相互残杀...

但是，六月瓮安，七月杨佳，都表明国内人民已经明白它是一个忍无可忍的匪盗集团，宣判它的死刑--哪有一个人民的政府被人民执行死刑的？只有暴政，才会被人民判处死刑。君不见，英国的民主化始于查理一世的死刑，法国的民主化始于路易十六的死刑。

所以，呼吁凡我民权志士，再也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称它为“中国政府”，建议都使用“伪共官府”。“伪共”表明它在政治上的僭伪性，“官府”表明它的霸权的现实性，就这么简单。“中共”一词，过去是为了区别于“苏共”“柬共”，但是当今世界的“共产党”独此一家，特别是在华语华文当中谈到“共产党”就是它，没有别国的共产党，所以没有必要再称“中共”。在东亚大陆行使霸权的各级“政府”，也应称之为“官府”，狗官衙门的污脏烂腑。

林妙可

万分恶心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曝光的前两天，正好看到北京电视台去她的学校她的家采访，她爹妈、她学校老师、校长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林妙可在开幕式上发挥的多么好，唱的多么好，林妙可说：我妈说我就是个人来疯！人越多我唱的越好！
当时我就觉得这小孩儿怎么这么爱显呗啊？挺讨厌的。也许老师们当时并不晓得其实她们学校的林妙可没有唱出一个词，可是这孩子的家长呢？？怎么能那么心安理得呢？？

从北京奥运造假看人文

奥运会已经开幕了，那围绕着奥运会，特别是围绕着开幕式，网上评论非常多。特别是当张艺谋在最后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番话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这番话说完之后的大概一天的时间，随后针对开幕式一连串的几个造假的问题出现。在这次节目里，我们就探讨一下国家的主权，就是主权高于人权的这种背景之下，这种大的环境之下，我们中国人到底展现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给予这个世界。

其实我觉得挺悲哀的，从一个国家到一个人，一定要让别人认可，被别人认可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我觉得非常的悲哀。换句话说，现在的行为无论个人的行为也好，一个国家的行为也好，是不被其他人所接受的。当其不思改过，而只想粉饰其外表的这种做法，甚至完全以虚假的氛围去取悦于别人，或者说靠欺骗取悦于别人，这样所谓赢得别人的认可，到头来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麻烦的。而且这种麻烦来自于这个国家、这个体制、这个个人的内在的精神的东西，其实意味着这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他的真正的存亡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网上披露出来，张艺谋在后来解释他有关开幕式的时候，这种做法的时候，所谓在解密时候，他的一段自我辩解。他说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我是中国人的一份子，我没有任何奇怪的东西，我都是跟着中国人，跟着大家伙在变，不是我自己在变。那好多以前喜欢我电影的人，老讲我是一个斗士，认为我今天不是一个斗士了，我就堕落了，我就招安了，我就腐化了。其实我只不过是跟着大伙变了，我哪有那么多特殊性啊，今天你看谁在那里当斗士啊。当斗士都很孤独，而且没有人理，大家都认为不值当，大家现在都是很实际的，我现在关心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不大想光斗争了，以前那都不太成熟了。

我觉得这一段话，张艺谋说的非常有意思。首先他把自己的苦衷倒出来了，张艺谋今天跟在坐的每一位，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个中国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也是中国人的一份子，不用你骂我，你也是一样的。他用另外一个方式直接表达出，在今天社会当中，我张艺谋这样，不是我一定要这样，而是整个社会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这样。那至于说做斗士，我相信是说人们曾经讲过的张艺谋前期的那些揭露社会弊端的那些电影。他说做斗士是不成熟的，没意思，是孤独的。换句话说，他把今天普通的中国人也骂掉了，说你让我做斗士，我孤独了，我没意思了，我上哪挣钱去，我上哪出名去，我怎么能够使我自己的仕途达到发展。我今天有机会发展了，我有机会腐败了，我被招安了，那招安、腐败，无论怎么样做的结果，我今天是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总导演，我今天达到了最辉煌的地位，你们在坐的每一个中国人，包括谩骂他的中国人，你不是也想有今天吗？因为每一个中国人不都这样吗？我这样你为什么要责怪我呢？我当初做斗士的时候，我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今天只不过是适应了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章当中，在共产党领导下这种过程当中，我顺应了大家伙的做法，跟大家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为什么要责怪我呢？换句话说张艺谋承认自己堕落了，所谓的成熟了、招安了、也腐化了，是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招安的社会、一个腐化的社会、一个完全堕落的社会，他不是一个斗士的社会，他不是一个向强权大声说不就可以自如的生存下来的一个社会，其实他揭示了这点。

那从个人上讲我想说，老谋子说的是一句实话，他确实讲了一句实话。但是任何人堕落不能成为自己堕落的借口，没有这个道理。但是他这么讲，揭示出一个客观，这个社会的实际的状况，这种社会的实际状况，是整个社会大的背景下造成的，是整个今天共产党统治六十年过程中形成的，它非一日之寒，非一日之功。所以我想说从这点上讲，老谋子讲的是对的，但决不应该成为他个人的借口。你想想他是这么一个理念，这么的一种说法。他是这么的一种对社会的回复，他可以蔑视别人对他的这种嘘声，他从根本就是说，你也那样！因为谁也不能对共产党怎么样。这就是他背后真实的言论。所以我想说老谋子他说出这番话，有他自己的说法，起码背后之中蕴含着某种真实的东西。

那正是由于这样大的背景之下，在整个开幕式当中他的编排也好，艺术表现也好，他没有一个约束了，他一定是被招安的、被腐化的，决不是一个斗士的做法。换句话来说，他也承认了自己不外乎是今天中共的一个棋子儿，利用这种大的背景，这种环境，他赚自己的钱；换句话说，好听的话说，是发展一下个人的仕途。仅此而已，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在开幕式上出现的典型的故事，这种典型的故事，是比较要命的地方，我们先从最新的说。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网上暴露出消息了说开幕式的音乐的总监，暴露出开幕式上唱歌的林妙可小妹妹是在假唱，不是她的声音，而背后操纵的人，是政治局的官员。各地报纸都有登，大概是这么讲的讲：九岁的小妹妹林妙可在奥运开幕式上，以天真无邪的声音征服了亿万的观众，包括《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就登上了头版。

可是在十一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总监陈其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八月八号开幕式上，小女孩林妙可独唱的《歌唱祖国》，其实是另一位幕后小姑娘，七岁的北大附小的学生叫做杨沛宜代唱的。换句话说《歌唱祖国》是假唱。而陈其钢在解释说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说考虑到对外形象，所以最后决定用了外形更好一些的林小妹妹，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形象，不容出现任何错误，之所以这么做，这种操扳决定，是来自于中共政治局的人，至于后头怎么说，我们就不管了。

网上评论就非常多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张艺谋丢了中国人的脸；有人说在世界人面前出丑；有人说在世界面前作假，有多少内幕在骗老百姓；还有人说，真的很为这两个孩子感到同情，多么纯真的孩子就被这些世俗的大人给害了。而张艺谋在解答中外记者提问，提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小孩儿叫林妙可，九岁，是很多孩子当中选出来的，很可爱，而且根据她的特点，音乐总监特地制作了一个抒情版的《歌唱祖国》，跟大家听到的不一样。

换句话说张艺谋是明知故犯，他知道是假的，很可能即使是假的他也要做下去。刚才那个音乐总监说的那两句话非常的特别。首先他解释道，考虑到外形最后决定用形象好一些的林妙可，但是声音是另外一个小孩儿，另外那个小孩儿是七岁的北大附小的杨沛宜。我们就分析他说的这个理由了。整个这个国家的概念，今天中国人的概念就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只要给被人一种外貌的形象就好，这就反映出社会的人的价值观念，可以对任何实际的东西忽略、可以忍让，但是外在的、表面的东西，绝不容有半点瑕疵。只要好的我采取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干。这就是今天代表了社会的价值。

刚才老谋说那段话是真实的话，从这位音乐总监的说法当中是认可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一样的，而这种价值观念跟整个社会所推崇出来的这种虚无的，浮夸的，完全一种腐败的这种表现，这种内在的东西，人的价值观念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不要事情的任何本来的东西，我们只要虚假的外表，我们只要外表美丽，我们怎么做都可以。一句话就曝露出今天，能够为国家代言的，艺术家得，他的人的价值观念。那接下来他提到，主要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大家注意国家利益不是一个实在的利益，国家利益是只要其外表，国家的形象只要其美貌漂亮，外在的这种虚无的这种漂亮就可以了，至于里面是什么东西，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想讲，如果说中国人缺少这种信誉，彼此之间的这种信誉，在整个这种奥运会的过程中，这种信誉根本无信誉可言，因为共产党所造的假、大、空的整个的概念，渗透在每一个人身上。无论他是这样的艺术家，还是他是那样的艺术家，他可以以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形象的概念，是真正实在的东西作所谓污浊的东西，他可以不要了。做人最虚假的人当中，其中之一就是娼妇、妓女，妓女，她一定尽可能的无论用多少的钱来化妆自己，来改变自己，她都是要漂亮的外表，那无论她多么污浊的灵魂，多么肮脏的心灵，她不在乎，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只要有虚假的外表，我就可以吸引别人。

在目前的社会是笑贫不笑猖的社会，那这种笑贫不笑猖的社会，它是有国家基础的，是共产党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国民、相当一部份人的价值的观念。就是这么个观念。可能在公共场合中，它不承认。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它每每道来，一定会用上。甚至这位陈其刚总监还说，正是因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容出现任何错误，让别人假唱，造假不是错误，女孩长得不太好看，在这个场面上，露出面容来，表示真实她的一面的时候，那是错误。这就是今天在奥林匹克开幕式当中，能够牵动四十亿观众人的一个小女孩在唱歌时，她的背后总监的价值观念。当然他又说了，做这样的决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

那我想说，一句话道出陈其刚自己的内心的深处，从良知的角度来讲，他知道是不妥的。怎么办，这个事不是我干的，这个事是中央政治局干的，中央政治局是谁，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开会一起讨论举手，说让那个林妙可出来露脸，我们要另外的杨沛宜小妹妹的声音，俩人合成，ok，ps一下，那两人合成，给他ps成今天的、大家在开幕式当中看到的结果，我相信不可能是这么出现的。但是来自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压力，要求其这么做，这一点上陈其刚确实也维护了中共高层、中央政治局决定全国十几亿人的说话的方式，做人的标准，这一点他说实话了。

这是最新一件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之前，网上也曝露出另外的事情，这不是别人挖出来的，是他们自己说的。那另外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烟火，在十一号的时候，海外多家媒体报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烟火场面，在鸟巢上空，是真实的火焰之外，其它二十八处的点火，是电脑三维立体动画，又是假的，而这个消息最初来的，来自于大陆的《金华时报》，他当时引述视频效果工作小组高小龙的话说，观众们通过电视以及鸟巢内的观众通过大频幕看到的烟火画面，并非当时航拍的纪实时景，而是一段历时将近一年的制作完成的三维实景视频。

高小龙说考虑到，转播公司航拍飞机的空中管制以及航拍时间和角度，所以导演组最终决定，用三维视频代替了航拍实景，除此之外，观众们看到的出现二十九个脚印的，一段五十五秒的视频当中，只有最后一步跨入鸟巢的脚印，是真拍的。那这段消息被曝露出来之后，包括MSNBC，美国的每日电讯，德新社，韩联社，海外众多媒体纷纷曝光，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背后内幕在网上引起争论。整个争论的主题不外乎就是一点，在这样大的场合下，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做为奥运会的开幕式的主办国，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造假造到这份上。

那曾经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说，干脆给四十亿观众，一个人发一个电子游戏机就完了，回家大家一块儿玩，反正跟那差不多。当然怎么说的都有，那其中网上，有一位在德国居住的海外华人，他说给自己带来那种莫大的无奈，真是太令他悲哀了。在他刚刚上班的时候，就听到了上班的同事都在讨论有关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德国人特别是讨论到奥运会开幕式的烟火造假时，大家就使用这样几个词来描绘中国：今天共产党之下的中国人，造假、嫖窃、偷袭和控制，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除了开幕式的烟火造假之外，那另外一个造假的说法，就是被人们提出来的说法就是主题歌，奥运主题歌，首先我们说整个奥运主题歌，本身绝大多数观众，是不太接受的，没有一点气势，跟想像的距离太远。但是即使这么一段音乐，结果有人在凯迪社区的音乐之声的网上曝露出一个消息，说有人怀疑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不是陈其刚原创的，又是那陈其刚啊！音乐总监，而是他是受瑞士乐队叫班德瑞的，“天堂之路”启发改编作曲。

他首先提出来说，我和你的开头的第一句和天堂之路非常相像，而且不断重复，他说到底是改编还是抄袭。有一位叫做李一磊的网友，找来了天堂之路的原创，他说当把两首歌的谱子拿下来之后，发现几个关键的音符，就是把天堂之路的附点的音符稍为改成一拍的四分音符，他这样前后整个是非常雷同的，他说第一段的我和你，和天堂之路的为梦想，开头八个小节几乎是雷同的，而这一句话的旋律是最好听和最动人的，而且是反覆的，选曲的风格几近相同，一个是营造同是一家人，一个是营造天堂之路。

所以有网友就明确讲说，如果真是这首天堂之路启发了陈其刚，那“我和你”算不算改编的作品呢？那我觉得天下太奇妙了，让人不得不换个角度去思考，整个两首曲子非常雷同的话，我相信后一位作者，一定对前一个作品有他自己内心的感触，那今天在这个我和你当中，他受影响来自于天堂之路，我觉得这个简直是莫大的讽刺，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应出对有神论的来讲，他感叹是神佛的慈悲。

在整个奥运会开幕式当中，张艺谋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控制的手段，如何如何来表达，如何如何来强化它，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否定神佛的存在，以一种整体性大方位的国家的力量，来塑造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所达到的繁荣昌盛，那种藐视一切，从做完“俯卧撑”站起来那种境界。但是不成想，整个开幕式作的是一个大的“俯卧撑”。所以这种悲哀，真的每一个中国人民你去咂么其中的味道，他悲哀不悲哀，可怜不可怜，你到底是不是人，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人。从开幕式的角度来讲，中共出卖了他能卖不能卖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为了达到自己让别人看得起，就是陈其刚说的话，为了国家的形象，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能出半点错，这是造假的三件事情。

网上还有另外一个评论，在开幕式当中，作为整个开幕式的吉祥物福娃，没有在场上出现，有个网友开玩笑说，福娃去“避运”去了，有的说不是正常的“避孕”，是“宫外运”了，怎么是在“宫外运”，感情是福娃在会场的外头，“鸟巢”的外头转，没有在里头，至于为什么福娃没有出现。比较权威的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广州日报》在当天登了一段说，按照奥林匹克公约说，吉祥物是一种商业性的，而奥运会开幕式是公益性的，所以规章当中有规定说商业性的东西不能进入公益性当中。

那我不知道李宁拼着老命绕着现场跑一圈，尽管有钢丝绳挂着，跑得都快累出血了，有的说累坏了，把胆汁都累出来了，他转眼之间，据说身价可以达到三千万、五千万，咱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种隐含的商业广告行为。那此外奥运会在历史上，比如八八年在汉城，八零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他实际吉祥物都出现在现场。那另外一个权威的说法，就是北京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组委会的副主席秘书长王刚的解释说，一切都归张总来把握，也就是张艺谋来把握它到底出现不出现，只有张艺谋自己心里对吉祥物是如何看和怎么摆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害怕，北京欢迎您，除了贝贝没出事，贝贝就是中华鲟，那其他的都出了事，是不是他非常忌讳这件事情。我们有朋友记者可以问问他。

那此外，我们知道“八”字的说法在网上也非常流行，但据说在开幕式那天，并不是八点八分开始的，而是提前了。而点火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时分，也就是到了八月九日才点的火，他尽可能回避了八的出现。还有一个标志，就是开幕式当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小孩，就是四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小林浩。根据网上的消息说，那小林浩走在姚明的旁边，手里拿着国旗和那个奥运会的旗子，是张总特意编排的，而且当时工作人员不知道，所以曾经把小林浩给拦下来，张总特意让他的副手去把这个小林浩带过场去，追上了姚明，但是小林浩手里拿的国旗是倒的，是反的。

旗子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中共宣传最多的一个片子里就是共产党军队打到南京的总统府，摘下了国民党的旗子，换上了中共的血旗，那就是它的标志，所以血旗倒挂就是大忌讳。此外网上最新的消息，中共今天最著名的影星，章子怡看奥运的时候，她手里拿的红旗也是倒的。那咱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面旗子当时是给插倒了。那干嘛让这么很关键的人物手里都拿着倒着的红旗，我不知道这个机率有多大。但是它作为一个媒体的聚焦点，那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出现，这种标志物的产生，我觉得值得大家思考的。

综上所述，从开幕式上三个造假的说法，这个造假的技巧都是自己拿出来的，而且它们是以国家的形象，国家的利益，不容出半点错的说法，而冠冕堂皇的造假，唯有造假方式，才能维护国家的形象。那它是国、那个家，还是您正常人的那个家吗？那从这点上说，血旗倒挂是正常的。从这点上说，血旗倒挂是一种提示。网上太多的文章说奥运会会出事，很多人的感觉也说会出事的。开幕式什么事都没出，中共本身也是长出一口气，那这样一切现象的展现，如果有灾难的话，如果本该能够发生，而没有发生，那积累下来再发生了，它的力量，它的破坏力，它的摧毁力可能更大。

假唱

9岁的小女孩林妙可在奥运开幕式上以天真无邪的声音迷住了亿万观众，并在次日荣登《纽约时报》的头版。然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11日在接受电视采访中却透露，8月8日开幕式上小女孩林妙可的独唱《歌唱祖国》其实是由另一位幕后小姑娘、7岁的北大附小学生杨沛宜代唱。陈其钢解释说，这个“双簧”的原因，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所以最后决定用外形更好一些的林小朋友。“主要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容出任何错误。”根据陈其钢透露的消息，介入操纵这个蒙住全世界几十亿人的“双簧”的，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

音乐总监称为了“国家利益”
陈其钢在电视采访中解释说，至于这个“双簧”的原因，陈其钢解释说，导演(张艺谋)对出镜形象要求很高，在长相、表情等方面都要是最好的，而且声音也要好；但试音了很多孩子，“林妙可的声音不行。但是形象很好，表演能力很好。杨沛宜是嗓子非常感人，唱的非常好，无可挑剔的。”
陈其钢说，此事他觉得有必要向人民交代并解释。他认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这样做，并说：“这对这两个孩子应该是公平的。”

然而当此真相刚公布，即引发了网民的众议。一位名叫杨显刚的人士撰文提到，“有人认为，以杨沛宜处在换牙期而由林妙可顶上的说法不靠谱，因为小孩子换牙是正常现象，还不至于‘有损国体’；有人更逗，调侃说如果导演认为长相不好的歌手会有损国体，那么更应该给刘欢、韩红找帅哥美女出台顶替；xf_ella_1975也认为，“张艺谋根本不懂什么是美。真实、纯真是最美的。一个小孩有着纯美的嗓音、天真的笑容就是最美的形象……张艺谋竟然用自己卑劣的人格玷污了奥运这片净土，这是对全中国人人格的侮辱……“为了国家利益”这一外衣，简直是对全国人民智商的侮辱。”网友还表示，张艺谋如此行为，把国人重于门面、擅长包装、不关心内在、只关注表象的传统展现得淋漓尽致，再一次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他们最费解的－－“面子”－－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这种鱼目混珠的造假，不亚于奥运运动员的兴奋剂，但看看诸多的相关舆论，反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国诚信的缺失，以至于斯！

中共政治局幕后操纵做假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陈其钢在访谈中透露，在最后四个人选中，林妙可是其中一个，还有杨沛宜等。到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当时发现林妙可的声音并不是很合适。所以最后决定用杨沛宜的声音。而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中共政治局操纵的。
陈其钢说，“这是最后一分钟的不得已的决定，因为我们经历了若干次审查，都是相当严格的。我们听过一次林妙可的录音(作摇头状)，是在现场放的。然后有各方面的人，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领导都来听的时候，给我们提出了意见，说必须要改编，就改编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视频：http://www.youmaker.com/    

造假

为了防止新华网赖帐，特地抓了个图给大家看。附上新华网原新闻地址：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8-07/21/content_8706409.htm

让杨佳体面的离开世界

作者：格丘山


举世瞩目的杨佳案成了上海公安机构的独脚戏，杨佳本人杳无音信，至目前唯一看到的报导是：

“昨晚2008年7月17日18点30分在上海台新闻中，杨佳有短暂露面。基本印象他的状况不大妙，危矣！外形已认不出他了，精神状态十分猥琐，手铐及手铐部位有伤明显异常，签字表情呆板木呐，有严重遭到刑讯逼供的嫌疑！当晚21点新闻重播中此新闻被删除。”

加上杨佳的母亲莫名其妙地在北京派出所门口失踪，杨佳姨妈王丽向北京警方报失踪，警方声称已将其挂在失踪人口。上海警方在接受王丽查询时否认知道王静的去向。同时，上海警方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既不承认关押杨母，也不否认关押，态度暧昧可疑。

然后杨父委托北京律师熊烈锁等二人为杨佳的辩护律师时，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谢有明和谢晋戏剧性的冒了出来，宣称杨佳母亲指定他们为杨佳的辩护人，但是对杨佳母亲在哪里却讳莫如深。这两个所谓的杨佳的辩护人，没有上法庭就在向媒体放出杨佳难逃死刑的高谈阔论。

更荒唐的是出现了一个被上海公安拘留的“造谣者”郏啸寅，本人供认不讳对上海公安有“诽谤罪”，来抵消已经在网上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杨佳生殖器被打毁的消息：至此我们根本无法确认

1、有没有郏啸寅这个人存在？
2、如果有郏啸寅这个人存在，怎么证明他就是发出杨佳生殖器被打毁消息的第一人？
3、如果他就是发出杨佳生殖器被打毁消息的第一人，那么他是杨佳杀人案的重要证人，其证言的真伪必须由法庭确定，凭什么拘留他？又凭什么在其真伪确定之前，上海警方就向社会发布对杨佳不利的新闻，这个新闻发布人是不是犯了破坏杨佳名誉的诽谤罪？应该像“郏啸寅”一样受到拘留。
4、打坏杨佳生殖器的警察是案情的嫌疑人，如果属实，其对社会存在威胁。为什么拘留在网上发布消息的“郏啸寅”，而不追索和拘留打人的警察？

所以杨佳自被拘捕后，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证人被捕；在法庭确证他有罪之前，警方不断发布对他不利的单方面消息；母亲被控制和隐藏；媒体无法得到除了警方提供的任何有关杨佳的消息；杨佳的律师被荒唐的指定为代表官方的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这位所谓杨佳的律师已经开始发布伤害杨佳的言论。

如果杨佳杀人案起因于官警打人逼迫杨佳以死相拼的事实尚未得到证明，那么官方在杨佳被捕后的仗势欺人，胡作非为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证明。杨佳面临着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的任意摆布，全体网民都是证人。就凭上海警方的这些逼人太甚的表演，如果杨佳还是一个自由身的话，已经足够杨佳再一次拿刀与他们拚命。如果一个政府无法无处无人能给小民公道，那么小民除拚搏一死了之求得公道外，还有其他路吗？

我们知道中国的现状决不会有给杨佳活下去的雅量，尽管这是绝大部份网民的希望。但是如果一定要杨佳抵命来偿还他的过失，那么法律过去没有给他公道，使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将他逼上杀人之路。现在法律如果要向杨佳讨回公道，以公道来惩罚他，那么法律也就必须在死前给杨佳公道。给他在判罪之前应得的人权，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让他体面的，以人的尊严离开世界。而不是任豪强摆弄的一只小蚂蚁，随便将他踩死。

如果杨佳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抵偿他的错误，那么中国的法律怎么偿还自己对杨佳的债务呢？

杨佳杀人有罪！
杨佳杀人前迫害杨佳的人也有罪！
杨佳杀人后受到的非法和侮辱法律的不公正行为也有罪！

如果不追究所有的罪，只追究杨佳的罪，甚至容许上海公安去胡作非为剥夺和破坏杨佳的正常权利，那么中国的法律不但在杨佳犯罪前就犯了不保护社会弱势人的罪，而且在杨佳犯罪后进一步犯了包庇权势罪和不公正罪。

杨佳是个可怜的人，他的死是为中国法律和社会的不公正和不能保护弱小去付出代价。这已经造成六个警察的死亡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中国法律不能一错再错，必须停止上海公安的胡作非为，不能让他们继续在欺压老百姓的路上走下去，不能让他们玩法律于股上，用法律秀来送杨佳去见阎王。

杨佳案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案子，是人们良心与邪恶斗争的案子，是考验中国法律正义的案子，所有的有正义感的华人都瞩目着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处理好了，能使人们恢复对中国法律的信心，化解人民对贪官的怨愤，使人民以后有冤求诸法律帮助。反之，如果像现在这样任上海公安胡作非为下去，人民对法律的信心会如大坝一样倾塌。有一日仇恨之洪水如猛虎冲出，局面不可收拾。

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立即停止上海公安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上海式精明，盘蝇利而丢人心的愚昧无知行为，停止上海公安在杨佳案上的一切非法和犯罪话动。我们呼吁共产党中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花瓶，中国公安部，中国民主党派花瓶，中国国务院，特别呼吁只要稳定和谐，爱开庆功大会，对民众苦难不见不闻不管的总书记：

1、立即派出中国公安接管杨佳案件
2、上海公安只能以原告身份参加本案，不能以自己的权力干扰本案的审理
3、杨佳母亲必须获得自由，允许媒体访问杨佳母亲
4、撤消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谢有明和谢晋为杨佳辩护人的荒唐决定，允许民间为杨佳组织律师辩护团
5、允许媒体访问杨佳，杨佳案应该透明公开审理。

如果我们倾社会之力的呼唤都不能给一个被社会的不公正压迫到以命相拼的人一个公正的审判的话，这个政府还有何用？何能？何望？

请还公正给杨佳，给他以人的权利，即便要他以命抵命，也要偿还执法人对他权利的侵犯，让他体面的离开世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童言无忌：中共要倒

北京奥运开幕式，全球媒体关注。此次中共特别安排了当今世界体坛的热门人物姚明为中国队打五星旗，还别出心裁地把四川地震中的一位幸存小童林浩安排在高大的姚明身边，各拿一面中共五星旗，可谓一大一小，一喜一悲，精心创意的背后无非是要在全世界媒介面前表达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与团结一致的决心。
可这一次，却是《新华网》不得不自砍五星旗，原来小童拿的是一面倒置的五星旗。中共为奥运开幕不惜血本，姚明与小童的出场更是精心策划的「爱党爱国」的重头戏，结果却出现了在全世界人面前倒置五星旗的怪事，这不等于是宣告天下：中共要倒！

现在，官方不可能把姚明出场的照片进行封杀，可是保姚明就必存小童，有小童出现就必有倒置的五星旗，只有尽数切掉小五星旗。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样能被「自然」处理的照片肯定不多，大量的照片都成为禁片。

接下来，中共公开或私下追查责任这里不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本可以藉此出名的小英雄林浩却是注定要被冷封了，而连带着的姚明出场的风头可能也要锐减，所用照片的限制，明星也不得不淡化。一个处心积虑策划的「跟党走」的出场秀就这样成为了国际笑话。

“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最大的谎言

作者﹕周湘灵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

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在中共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渐成为一个俗成约定的历史名词。近几年偶而因海外媒体揭露，中国人虽然知道在这三年当中确有几千万人饿死，个别老人也还记得当时吃人肉的残酷情形，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这一看法：特大经济困难纯粹是因为自然灾害。

但事实是：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如此惨祸，纯粹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欲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1958年推出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经济政治运动，将中国折腾得民穷财尽，罔顾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因而导致中国饿死那麽多人。

那么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谎言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特大谎言的逐步完善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地这一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开脱。经过几个月吹风，中共宣传机构将此谎言逐步定格为“三年自然灾害”，将一场人祸硬给解释成“天灾”。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毛泽东与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要毛泽东还继续担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无人敢提出与官方不同的说法。彭德怀只是就这件事谈了点真实情况，毛泽东就将他整得在余生中只有“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途，哪里还有人敢再捋虎须？
毛泽东自知国难深重，将抓经济工作的担子撂给了刘少奇。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干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央做报告时，总结过去几年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嫁祸于天，因为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而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得罪了毛泽东，身为罪魁祸首的毛泽东从此开始谋划倒刘，尽管刘少奇曾经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奉上神坛的始作俑者。

1978年部分清算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中共如此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一说法虽然开始涉及政策错误，但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依旧是嫁祸之辞。因为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苏联之所以毁约，是因为对毛泽东一心一意图谋成为共产主义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惕。1957年秋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原因是毛以为通过“大跃进”可以使中国拥有强大国力。必须提醒注意的是：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当时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国至少可以少饿死上千万人。

1959－1961年中国到底发生过特大自然灾害没有？

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相当严厉的控制，很少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敢于触及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当中，中国到底在哪些地方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至于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特大灾祸？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相对宽松时期，一些经历过那段困难时期的学者运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进行研究，澄清了这一历史真相。

分析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中共建政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害每年平均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会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具体分析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学者们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此外还在一些地区出现局部性旱灾。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据此，学者们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中国大规模饿死人，实在另有原因。不过，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学者们不敢直接指出：三年经济困难真正的原因是政府施政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1959－1961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这三年当中并未发生全国性特大灾害，但中国却出现粮食大减产与全国性粮荒，最后导致数千万人（主要为农民）饿死的惨剧。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爬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约为6,000万亩。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一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励虚伪与无耻。且看灾荒期间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做了些什麽事情。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荒唐之处就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而毛泽东历来好大喜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言入罪，政府中已经少有正直之士，尽是阿谀奉承之徒。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已经进入饥馑状态，而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少数几个直言者放胆说了一点社会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谁还敢再去摸毛的逆鳞？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圆毛泽东与苏联争霸之梦。
在中共革命时期，苏联曾从物力、人力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极大支援，与此同时自然也迫使中共服从史达林的号令。史达林与毛泽东均为一代枭雄，性格都极为强悍。但毛在未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虽对史达林的霸道作风心有不甘，但因有求于他，只得被迫听命。一旦中共政权稳定后，苏共与中共之间就日行日远。史达林去世后，毛泽东认为争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时机已到，最终与苏联翻脸相向，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之境。

毛泽东的霸主梦需要实力支撑，而中国的国力实有不逮，但毛的办法很简单，压缩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一切为实现霸主梦让道。发动大跃进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非常手段在经济上赶超苏联，从而增强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但大跃进失败，赫鲁晓夫嘲笑中共政府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毛觉得自己面子丢尽，更是要竭尽全力一争雄霸。

首先，毛为首的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想集中国力造原子弹、导弹，以便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毛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近5亿元。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才节省出来的，但这些深受中共恩泽的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越南后来与中国之间闹到开战的地步，不能不说是毛的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

中共政府的统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这场由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意孤行制造的亘古罕见之灾难，完全是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手制造的巨大国家罪错，但中共政府从来未对此表示任何忏悔，甚至一直刻意掩盖真相。从这点来说，中共政府的统治甚至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以晚近的清朝为例，朝廷规定，每有灾情，地方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3个月革职查办；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以工代赈等。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舒解民意。但自视比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历史名君还要伟大贤明的毛泽东，却狂妄地干脆废除救灾制度，灾情发生后一意封堵民冤民意，下级官员为投其所好，也不再呈报任何灾情，既无灾情调查，更遑论救灾措施，结果导致了一场亘古未见的灾难。

对这场灾难，毛泽东从来没有下过“罪己诏”，中共政府同样讳莫如深。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完）

参考文献：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
郭建增等，《未来灾害学》，地震出版社，、1992年。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香港。
李锐，《毛泽东的功与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香港。
《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李文海、周源，《灾荒和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漫画：Edmund Valtman
1961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灾害性天气，中共经历了严重的农业饥荒。政府被迫改变它的政策，放宽中央集中化控制农业公社，甚至给予农民根据自己具体情况种田的权利。Valtman表明，只有少部分土地，许多中国人得到的是自己的坟地。Valtman的这幅作品在1962年赢得了普利策奖。（大麦译文）

手铐奥运

既然纳粹德国在1936年能成功举办第十一届柏林奥运，前苏联在1980年能成功举办第二十二届莫斯科奥运，那么中共国能举办2008北京奥运也就不足为奇。

无题

中国生产的玩具十分安全！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政府法令：每一个公社成员有权享有一个私人地段

棺材上写：在红色中国被饿死的人   3月9, 1961 

“伙计，你的需求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像我一样！”

（被铁链圈住的是古巴   赶车的是巴西） 8月31, 1961

新的宗教          10月13, 1966

谁来晚宴---是这个男人

（桌布上写 爱沙尼亚粮食生产）1979

"我们希望奥运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体育盛事-不是一个为西方新闻媒体报道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政治影响的机会 "   1980

亲历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的时代

亲历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的时代
傅国涌

在历史的各个侧面，隐伏着无数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历史的镜头，并记录下来，后人就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与官方历史总是着眼于实际政治利益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常常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即便这中间也有过滤、有遗忘、有不够准确之处。一句话，私人记录中往往传递出难能可贵的真实细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历史，历史的书写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回忆录变得十分重要。共产党夺取权力、掌握权力以来的历史，至今还笼罩着权力确立的尺度之下，权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历史的真相。真相逐渐揭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重新获得自我解放的过程。
以《党史笔记》受到知识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时代进入抗大，从延安一路走来，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在驻苏联使馆、在外交部，他曾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目睹并身历了权力舞台的风云变幻和上层政治的诡谲残酷，人性在革命的旗号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命运遭遇……70年的风雨仓皇，他就是红色大门内的一双眼睛，他看到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态，回忆生平的所见所闻所历，他的自述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张闻天曾是遵义会议推出来的中共头号人物，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心地比较干净，在政权到手之后，却为毛泽东所忌，先是外放使馆，再是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欲改行而不许。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泽东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这样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现代君王之下当差，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主管外交事务，无时不诚惶诚恐。何方回忆，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都不敢做主，要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呈，毛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

1958年炮打金门，北戴河会议上明明定下了解决台湾问题“两步走”（即先收回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说）的方案，毛泽东一转眼又要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强调对美帝的‘绞索’政策。因为金马离大陆近，我们想什么时候惩罚，就可以打一阵子炮。台澎离得远，打炮够不着，‘绞索’就断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变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亲自拟电批王“胆大妄为”，指名王炳南，实批周恩来。周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检讨，说毛的批评是“暮鼓晨钟”。

周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40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事后，他才知道周在南宁会议上挨了毛的严厉批评。

更可怕的是，周恩来他们的日常规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转动，“独行其是”的毛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何方一度住在张闻天家，就是替张值夜班。

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早已在党内确立。1947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风盛行，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与毛肯定和赞扬康生在山西临县的极左做法有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众所周知，储安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见，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到共产党统治下，将是自由“有”和“无”的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1946年何方到东北工作不久，与《东北日报》记者穆青、张凛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来的，能谈到一起。他就问：“国民党的统治严格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严格？”穆青他们说：“当然是共产党统治严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还可以写文章骂他，在共产党统治下，行吗？”尽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内千千万万青年仍然真诚地毫不犹豫地跟定了共产党。即使储安平1949年也选择了留下，这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个人的悲剧？1957年的大厄运降临到储安平头上时，不知道他内心有过怎样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张闻天的“右倾”冤案之中，尽管他也站在了揭发批判张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幸免，从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说，有着自由主义追求的储安平始终是共产党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么，像何方这样从小就追随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吗？数十年后，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认为自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是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他未来的命运在踏上延安那块土地时，就已注定。他被纳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之中，机器如何运转，何时牺牲哪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有偶然性，被抛弃、被打击、被牺牲的可能却随时存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延安的抢救运动不过是后来类似反右运动的预演。覆巢之下无完卵，何方是幸运的，晚年还有机会从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农村，一下乡，他就听说了饿死人的事，还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女人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二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他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得了浮肿病才回京。因为饿，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萝卜。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一年间，他只听到一句出格的话，是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说的：“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 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何方著，邢小群录音整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2007年]

无题

『 艾尔全自动上油及调整』

“ 沃特金斯先生，我们找出发出嘶嘶声的噪音了，就是后座上你的丈母娘。”

“就朱皮特来说，不是天使就是世俗典范！”

“对不起，雷恩哈特。猫以前从未咬伤任何人。”

无题

希拉里：奥巴马赢不了...... 军人：西藏赢不了......

中国准备好了

中国-奥林匹克-珠穆朗玛峰

中共对西藏独立的庄严承诺

奥林匹克火炬及早来

红军在西窜途中经过藏区时，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为了骗取藏人的粮食和帮助，中共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宣布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并决定一九三六年改元为“波巴人民共和国元年”。中共的口号是“波巴独立”、“兴番灭蒋”......

《波巴（藏族）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

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同情波巴独立的国家、民族、团体及康、藏、青、川、甘边全体波巴父老僧俗兄弟姊妹们： 我们波巴全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甘孜盛大的开过了。到会的有德格、甘孜、道孚、炉霍、瞻化、泰宁、雅江、里塘、白玉、邓生、石渠、同普、大小金川共十六个县的代表约七百人。在树立波巴的光辉旗帜之下，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我们誓死反对汉族侵略者国民党汉官、军阀千余年来对我们波巴所施行的吞灭政策，坚决为波巴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到满清皇帝三次征番，赵尔丰剿平康、炉，陈遐龄、张团长哪个不抱大汉族交义，抱灭番政策？大小金川的血洗，三番五次的屠杀，毁我们的神教，占我们的田地，抢我们的财产，挖我们的金矿，奸污我们的妇女；捐税千种，差役万千，逼得我们波巴人民饿死、冻死与战死者何止千百万人，尤其“以夷治夷”挑拨离间，使我们波巴人民启相残杀，大白之战，○○之争，死伤损失，那一点不是我们吃亏？嗟我波巴，已经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大强盗蒋介石更是变本加厉引进英、日侵略者，不但出卖满洲，还要卖送康、藏。口说“民族平等、五族共和”，实则奴役剥削较之历代汉官还过之无不及。他不把我们波巴人民整得绝子绝孙，他是不甘心的！唉！波巴人民本具有广大土地、人口，有长久宗教文化，有许多新旧武器，有丰富的财富资材，为什么甘为外族侵略者及蒋介石汉官的奴隶牛马，而不能团结一心自求生存呢？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受忍就是灭亡！大会认为：要想永远解除这些痛苦，只有全体波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独立，只有永远脱离蒋介石汉官、军阀及一切侵略者的统治而自由而独立。我们的旗帜是“波巴独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

大会号召全体波巴人民——从城市一直到最偏僻地方的每个波巴人民，从种地的寨子一直到牧畜为生的牛厂中的每个波巴百姓，一致奋斗，为解除过去的一切痛苦，为波巴的真正独立自由共同奋斗。更要消除过去一切由于汉官、军阀外族侵略者挑拨所结的私仇，不分教别、派别，不分区域族别，不分僧俗贵贱，大家团结像一个人一样，一条心的去干这番为我们全体波巴人民永远过好日子的大事。为着真正一意的团结，为着巩固波巴独立的力量，我们必须认识汉官、军阀、蒋介石及外族侵略者的一切挑拨离间、利诱威迫，都是要把我们波巴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使我们永远不能独立。我们不能再听汉官、军阀的话。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甘心替汉官、军阀、蒋介石及外国侵略者作走狗出卖波巴人民利益的奸臣贼子，和表面赞成独立暗地勾结仇敌的分子。 大会选举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西历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正式成立。公举多德（德格）为主席，达结（甘孜）、孔撤（甘孜）为副主席来主持波巴独立和建立国家的大事。并决定从西历一九三六年起改元为波巴人民共和国元年。更期望于是最短期间，取得各方面亲密联合，并派代表来参加，共举波巴独立的伟大事业。

大会热烈欢迎中国抗日红军赞助波巴独立的诚意，决定与之订立永远的盟好。并宣告一切赞助和同情波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或军队都是波巴人民的朋友，必须与之建立友谊的联盟，订立各种平等互惠的条约。凡站在平等地位，愿与我波巴人民共和国订立国交的国家，当以最惠国相待。在另一方面，不承认过去中国政府及地方汉官、军阀与一切外族侵略者间所订立的关于波巴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坚决反对一切侵略波巴领土，危害波巴独立，以及借名帮助独立而实际进行侵略的任何企图。

大会在热烈讨论后，一致通过了下列的政纲：

1.推翻汉官、国民党、蒋介石在波巴领土内的衙门官府。

2.没收汉官、军阀外族侵略者在波巴领土内所侵占的一切土地财产，分给波巴人民。

3.没收出卖波巴勾通敌人的奸臣贼子的土地财产，分给穷苦的波巴人民。

4.建立波巴自己的政府，凡赞助和参加波巴独立运动的波巴人民，都有选举和被选羊到政府办事的权利和义务。

5.居住在波领土内的汉、回及其他非番族的民众，在赞助兴番灭蒋和遵守波巴政府的各种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享受与波巴人民同样的权利，可以派代表参加波巴政府及组织自治区。

6.成立波巴自卫军，保卫波巴独立和波巴人民的利益。

7.信教自由，保护喇嘛教。

8.发展工商业，废除一切苛捐杂税，高利贷，保护牛厂、商人、娃子和手艺工匠。

9.奖励改良农具，兴办水利和开办工厂，开发富源。

10.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之下，欢迎一切外来投资和通商，并特别优待。

我们认为这些政纲都是波巴独立和保障全体波巴人民利益的起码条件，全体波巴人民必须为实现这些政纲斗争。

不甘灭亡的彼巴人民，奋起呵！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遗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主，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国家的人民，自由的人民！

康北藏人人均为朱毛共匪提供粮食45～50公斤

共和国各级政府还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 20万头。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为了支援红军，他们跋山涉水，到远离县城100多公里的达通玛牧区，筹集到100多头牦牛和不少畜产品。在波巴政府的动员下，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个月内就支援红军17万公斤粮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带头支援红军粮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仅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就捐粮9万公斤，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捐粮9.5万公斤。

据测算，红军在康北地区需粮食约450万斤。按当时康北人口计算，人均为红军提供粮食约45～50公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波巴政府帮助解决的。

---中共人民网：《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共和国”》

毛泽东：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泽东说，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

邓小平：藏人“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据1936年2月的统计，在征战藏区的16个月中，藏区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波巴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茂县藏、羌各族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300余万斤，岩盐二三千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各族民众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理队、洗浆队等，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协助架桥、修路、造船，给红军当向导、翻译，救护运送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时，甘孜波巴政府组织了100多人做向导、翻译，其中不少人在北上途中牺牲。

由于红军转战四川经年，离川北上时留下很多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波巴政府副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白利寺内。炉霍波巴政府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领导人会议，指导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1950年邓小平曾高度肯定：在红军长征期间， 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永恒的纪念----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中国民族报》2006.9—10月）

无题

Doctor: "The needle can't penetrate into your face. Five needles have already been bent."
Patient: "The thickness of my face has already set the world Guinness record."
(In China, if a person has a 'thick face' it means they are inconsiderate, or boastful.)
医生：“针不能扎入您的面孔。 已经有五根针弯曲了。”
患者：“我的厚实的面孔已经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在中国，如果人有一张‘厚实的面孔’意味着他们是不替别人着想或者傲慢自负。) （大麦译）


‘Acupuncture Department’
Doctor ：“Any sensation？”
Bureaucrat ：“None at all！”

‘针灸科’
医生：“有无任何感觉？”
官僚：“根本没有!”
（大麦译）

林彪外逃完全是圈套 女军官颠覆“九一三”结论

2006年9月13日是中共党史上最大谜案──“九一三事件”35周年。林彪全家出逃折戟沉沙，整个经过扑朔迷离，至今林彪依然被妖魔化。而前中共女军官舒云在近20年里，查阅大量史料，反覆走访了一百多位当事者，获得很多惊人发现，撰写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作出了颠覆性的结论，──所谓林彪外逃事件完全是精心设计的圈套。


舒云是军队干部子女，1987年，她以军队女作家身份，参加了中央军委组识的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班子，接触到关于林彪的史料，产生了探究谜底的兴趣。她查阅了大量档案，先后采访了一百多林彪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上至中共将军，下至林案受牵连者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人士的采访，包括前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毛家湾警卫负责人刘吉纯、林彪女儿林豆豆、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秘书关光烈和于运深、江青秘书阎长贵、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孙毅将军、王光美、陈励耘等，历时20年，才完成了这部上下厚厚两册的调查报告。

林彪一家50年代照片从未发表过。林彪家人保存的林彪、叶群的照片在九一三后被全部收缴，这张与叶群、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的生活照是漏网之“鱼”。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从1970年8月底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起源，及所谓“设国家主席”之争的由来，到毛泽东“御驾亲征”的南巡倒林讲话；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密谋，到林彪从北戴河别墅的出走；从周恩来指挥部署 “全国禁空令”到林彪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

中共早已宣布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大案小案基本上都翻了案，惟独“九一三”事件雷打不动，经过七十年代的清查和八十年代的审判，所有的脏水继续泼在林彪头上，但已经越来越无法说服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其结论越来越受到质疑。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除了全面、第一手材料丰富之外，特别注意将过去分开考察的一些事件，整合到一起进行比照印证，例如，将毛泽东南巡的日程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活动对照分析，发现毛每一步措施都在林立果们议论之时，好像毛有千里眼顺风耳。

过去从未披露于世的林彪与妻子叶群生活照也是漏网之“鱼”。

在问到“你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舒云回答：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有横竖两个，而且有两个人证实看到了第二个“手令”。另外，此调查还首次披露了毛泽东说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像他的大儿子毛岸英，这似乎使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更加扑朔迷离。舒云通过调查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林彪事件中，有很多“套”──不是林彪处心积虑搞阴谋，而是他中了别人处心积虑给他设的“套”。从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林彪出走死亡的全过程中，有几个人的形迹十分可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配有一百来帧珍贵照片，其中包括过去从未披露于世的林彪与妻子叶群、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的全家福，以及林彪夫妇与江青、李志绥等人在中南海内的合影，十分罕见。

中共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为《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写下题为“全景式的大曝光”之序，给以高度评价。他说，“所有接触过林彪事件的人，不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识：疑点太多，且难于破解。”像王这样的学者长期接触、掌握的关于林彪事件的史料非一般人可比，但他却说：读完舒云的新着，“受到很大的震撼，有很大的感动”。

从未披露于世的林彪夫妇与江青、李志绥(右三)等人在中南海内的合影，十分罕见。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中文：繁体

文件格式：PDF

文件大小：144.48MB

电骡：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pdf